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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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一

1 土壤

3月21日，借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村里举行传统活动之机，定安新竹镇次滩村一部分在外工作的人员赶了回来，共同商讨村里事务。

次滩村仅有145户人家，但大中专生就有100多人。这几年政府修了环村路，解决了垃圾围村难题，村子怎么看怎么美。村干部提出要用土地与老板合作搞开发，外出的读书人均表示反对。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海南省十大杰出志愿者、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创始人胡诗泽提议：“我们自己动手办民宿吧！”

海南民宿根植的“土壤”正是在于原生态的美丽乡村，返乡大学生的理想，以及那些长盛不衰的乡土文化。

2 保护乡村生态

“海南几乎所有的民宿都是在2009年以后开始出现。”海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王建成表示，“这说明国际旅游岛建设对海南乡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宿对乡村生态环境几乎没有增加负面影响，反而让游客在发现乡村生态之美的同时唤醒了生态保护意识。”海南最大优势在于生态资源。如今高速公路、高铁、村村通等交通路网越来越完善，从机场、码头去到任何村庄都快捷顺畅，尤其微博、微信关于“最美乡村、最美乡镇推介”“去昌江看木棉花”“传统古村落走起”等传播，海南乡村生态之美被进一步发现和放大。

3 探索新型城镇化

“发展民宿，不是大拆大建，而是依靠原有乡村形态，进一步精细化、艺术化、人性化。这必然遵循了提出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美好境界。”海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认为。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在全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质量不高、粗放扩张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民宿或许能为海南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路。”王健生说。

4 吸引年轻人回乡

在胡诗泽眼里，民宿不仅解决了乡村发展问题，还为大学生们找到了就业出路。“现在农村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很大。农村孩子去城里就业，找工作难，找到工作后买房难。回乡创业，既把知识带回了农村，又解决了个人生存和发展问题。”胡诗泽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带领自己的团队走上民宿创业之路。

“农村为何只剩老人和儿童，就因为没有吸引年轻人留在家乡的事业。”陈统奎考察台湾民宿业，其大l展契机是在反映农村空巢的电影，如《海角七号》等感召下，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引导年轻人回乡。当然，台湾民宿并不只是年轻人在经营，许多年长者的“作品”更为旅游者称道。“如果你读了一所普通大学，专业上没有优势，就不如回乡，因为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没有谁会比你更热爱自己的家乡，也没有谁会比你更热衷于用毕生所学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云永悦说。

5 让收益藏富于农

今年2月，昌江木棉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海口市民韦先生带着妻儿游览一天后，周边小旅馆已经客满，只好连夜开车回海口。韦先生感慨，如果当地农民家里能住宿，并安排一顿晚餐和一顿早餐，他愿意掏300K～500元。对于王下乡人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收益。业内人士认为，民宿的理想模式是，农户平时正常生活劳作，有客人时接待客人，即“旺季吃旅游饭，淡季吃农家饭”。如果无需太大投入，那么农户每天哪怕接待一个家庭，也比外出打工强。此外，民宿旅游既不存在土地占用、土地性质变更，也不存在目前国内一些乡村旅游采取的“公司+农户”模式会出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诸多矛盾等问题，而是留住土地财富，并把赚取的财富直接回馈到农民手中。“农户是农村的组成单位，我们现在要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城市反哺农村，这一切一方面靠政府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城市直接帮扶也起到一定作用。民宿旅游的资金流便是从城市进入农村。”王健生认为。

6 传承本土文化

中国内地一个关于“江河流域”传统村落课题组的回访考察发现，约3天就有1个村落在消亡。“相对而言，海南农村消亡的速度非常慢，这得益于海南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南传统文化的传承。”王建成发现，每逢传统佳节，海南当地人都有回乡祭祖的习俗，大部分村庄保留的“公期”即是乡民们的精神信仰，这些非物质文化对村落生命的延续起到了关键作用。海南三寰城镇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首席建筑师韩盛在研究琼北传统民居时发现，乡村一些保护得较好的传统建筑，以及一些新建却采用复古风格的民居，其主要功能均在于子孙后代举行“拜祖”仪式。“但是我们也要尽快采取措施保护传统村落。因为建材、居住条件等原因，村民们正在移出原址，如火山民居受火山石限制，已经衰败。”韩盛表示（图1）。

过年期间，入住“花梨之家”的一些客人跟着陈统奎去拜祖，纷纷拍照发微信分享场面和仪式，觉得能参与当地传统文化活动不虚此行。“只有民宿才能让传统民居焕发新生，使其成为旅游目的地无可替代的文化元素。”陈统奎说，那些火山石的老房子是游客们最喜爱的景观之一。

7 萌芽

“目前本岛真正意义上的民宿不到10家。”业内公认的海南民宿创始人陈统奎说，三亚的一些家庭旅馆仅提供简单住宿与盥洗，经营者甚至不是本地人，这些都不应该叫民宿。“但第三期全国民宿主人培训班将在我们海口召开。”陈统奎说到这儿又有点自豪，海南有着诱人的民宿基础条件，民宿旅游已经萌芽。

这个培训班第一期在上海，第二期在厦门鼓浪屿，第三期便被陈统奎争取放到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雷虎村委会博学生态村的民宿“花梨之家”――这是海南第一家民宿（图2）。

8 荔枝园中的民宿：先活下来再求发展

博学村由于缺水，这里曾经非常贫困。陈统奎是博学村人，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工作，期间始终牵挂着老家的人，老家的事。又与台湾桃米生态村缔结姊妹村。当时就职传媒业的陈统奎做通了自己二弟的工作，让他大学毕业就回家经营民宿旅游。陈统奎为此还将弟弟送到台湾培训（图3）。

陈家兄弟的“花梨之家”坐落在一片原生态的荔枝园中，依托火山口地区风貌、景观和民俗文化，民宿的体验项目除了吃住之外，还可采摘果蔬，骑车去火山村看看火山石盖的老房子，探幽未开发的火山洞……于是添置了十来辆山地自行车。当然苦心经营的是自家院子，约4亩大小的庭院里除了父辈培育的200多株美丽盆景，荔枝、黄皮、菠萝蜜、莲雾、黑橄榄、金柚等四季花果飘香，最早到访的游客一起参与栽种了60多株花梨树苗。

“花梨之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社区营造者、环保人士、文化人、艺术家等，但这并不表示可以高枕无忧。8间客房17张床，屋舍、家什不求奢华，但求别致，院落一点点完善，不仅收入全搭进去，还要找其他资金往里投。

陈家兄弟最后发现，只有包场才能稳定收入。由一个团队租下全部客房，一周费用3万元。这些团队大多以亲子教育为主题。如果一年有10个团队，他们的经营就不愁了。

“先活下来，当你每年的营业额超过30万元时，就比去上海、北京大城市打工强了。”陈统奎告诉二弟。

陈统奎所说的活下来，是指不管用什么方法，维持开支，持续经营。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二

关键词：办学理念；诗化管理；校园文化

有人说，当校园文化是一股清泉、一道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学校的教育目标就能顺利实现。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曾说：“三流的企业靠产品，二流的企业靠营销，一流的企业靠文化。”学校的管理理应从人治、法治到文化管理发展。校园文化是文明的源泉，是发展的先导，是团队凝聚的纽带，是现代管理的工具。因此，“管理”不仅是管事、理人，管理的本质是协调，目的是让人心情愉悦。

一、治校先治己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内圣”才能“外王”，“治人”必先“修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告诉我们，加强自我修养永远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儒家之修身、反求诸己、不欺暗室的原则，正是理性管理的基本功。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其实是管理者自我管理的过程，也就是管理者自我修炼达到“内圣外王”的过程。李嘉诚说：“想当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是一项重大责任。”所有成功者都是自我管理的典范，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高的水平，而是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身上肩负的责任，再加上他们对未来无限的渴望以及对成功的巨大追求，使得他们非常注重“内省”和“自律”。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校长的威信不在于其权力大小，而在于其是否能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作为校长，一定要做到严格自律，率先垂范。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勤勉勤政，不辍耕耘，今日事今日毕。如每次台风来袭，作为校长我总是站在抗台风第一线，学校的党员教师也养成习惯，即便是在暑假，只要台风来袭，自发赶回学校，清理台风痕迹；学校只要派出老师到偏远地区支教、监考，我必亲自带老师到现场，实地了解情况，只有感同身受，才能切实地解决老师们的交通、食宿困难；每年寒暑假，当大部分老师都在家休息的时候，我仍坚持办公，处理协调上级来文、迎接慰问培训安排新招聘进来的教师、过问学校的招生情况、盯紧学校的基建工程以解决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筹备学校的新学期的开学工作等等。勤勉严谨的校长可以为年轻的教师们留下一个可以仰望的背影。上行下效，我分管的校区教风可谓湛江市二中教育集团中最敬业、最踏实、最肯干的校区。上级来了政治任务，我们听不到其他校区有的抱怨、看不到拖沓，只有实实在在的吃苦、干事的身影。看到这群年轻勤奋爱校的老师，涌动在自己心间的，除了欣慰，更有一种温暖和使学校快速发展的信念。

作为一校之长，我时时刻刻想让自己的管理给教师以更多的尊重、更高的自觉、更严的自律。校长的自律，引发每一位教职工的自律，实现团队每一位教职工的自我管理，最终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学校管理更是一项心灵的修炼。修心灵以炼事业，修事业以炼人生。十几年来，我以自律为支点，撬动管理的杠杆，打造最好的自己，从而打造最好的团队，打造最好的学校。我深知，当校长自己“魅力四射”时，学校自会“群星闪耀”，焕发出别样的风采。让管理成为一门艺术，管理便会直抵灵魂，“攻心为上”。我清楚，自己“功力尚浅”，自当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二、治校先信教

仰望教育的星空，我们胸怀教育理想；实现教育梦想，成为我们毕生的追求。我曾经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讲过：“教育是一种事业，教育者要从内心深处挚爱这项事业。只有心存挚爱，才能让我 也只有这种挚爱，才能让我们为教育倾心付出。”我经常在校务会上对学校的中层管理者说：“我们是在干事创业。如果你真心热爱这项事业，你就融进来；如果你想当官，那请你离开。”

令人欣慰的是，大家坚持住了，学校几十位年轻老师不顾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争当班主任，争当教学骨干，坚持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在教室陪着学生，用我们的超常付出践行着教育的神圣职责。这群来自全国各地重点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没人计较报酬，没人提及待遇。学校成了一处由一群教育圣徒坚守屹立的殿堂圣地，一个由一群教育圣徒传道授业的精神家园，一座由一群教育圣徒支撑耸起的高山巨峰。

如果没有满腔炽烈的情怀，教育就会失去美好与鲜活，变得枯燥而疲惫。理想远大，则视野远大；情怀宽阔，则格局宽阔。炽热的教育情怀孕育出无穷的精神力量，带来了学校的大视野、大格局，带来了学校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我校转制仅仅4年，获得全国创建和谐校园先进单位、全国英语作文教学先进单位、广东省交通安全文明示范学校、中共湛江市直先进党总支、共青团湛江市优秀基层团组织、湛江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湛江市中学校长教师培训实践基地等等荣誉。在教学上，学校不仅年年拿高考先进单位、中考7科成绩5科排区里第一、还主持开发了系列省市课题、校本教材。怀揣教育梦的年轻人，在德育、教学、基建工作方面取得一系列成绩。

三、治校化以文

“管是为了不管”，“管理”重在“理”。在我的校长生涯中，我努力使自己的管理达到文化的高度，格外注重文化引领、精神塑造，让自己“轻管重理”，以求“不管之管”。

大道无形，管理无痕。在学校，我推行依典治校，每年把60多项具体工作以制度的形式落实下来，编印成册，教师参照执行，实现以制度管人。把管理化人制为法制，化有形为无形。寓管理于无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管理无痕，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一点点浸入师生的心田，融入每一位师生的血液，也潜入、流注和运行于学校良性循环的血脉中。

当管理自觉地落实在每个人身上时，它就升华为文化。校园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让师生们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价值追求、道德信仰逐步走向一致。它可以无形地对大家产生熏陶、约束、教化、培育的作用。每一所学校的文化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有其滋生的独特土壤。我的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构想也是因校制宜而来的。我校总面积85 004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达40.69平方米，绿化占地面积27 137.9平方米，绿化覆盖率62%。校园内青草茵茵、绿树成荫、环境静谧怡人，在“园林式”的学校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并围绕“幸福”二字展开。学校的校园文化就是以“幸福的书香校园”为目标，以国学为主题，以优化、美化、净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体现我校“优秀+特长”的办学特色，打造“活力海中、实力海中、魅力海中”，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将学校发展理念与国学相结合，打造书香校园的特色。结合我校的校训“爱国、敬业、求实、创新”与校风“团结、勤奋、严谨、活泼”，在国学的氛围中打造“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求真务实，追求卓越；全面发展，办有特色”的书香幸福校园。学生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而国学中有很多导人向学、勤学的内容，应� 通过学生的每日诵读，它对学生积累整合传统经典，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个体精神发育与人格塑造作用极大，具有传承儒家文明、提升人文素养以及成人立志的意义。故语文科组制定教学计划，采取组织早晚读、课前背诵、测试、比赛、汇报演出等多种形式，落实《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等国学内容的学习。精彩纷呈的国学诵读活动会使学校的办学区分度明显，特色鲜明。书声琅琅的校园弥漫着浓郁的古典人文气息。国学诵读对我校打造书香校园、德馨校园、君子校园、人文校园贡献极大。

2.利用课题与校本教材，深化文化校园的研究与提升。以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研究项目《经典诵读提升人文素养之实效性研究》课题深化校园文化建设，把研究成果《国学诵读精华读本》（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实践于课堂与校园活动中；把校本研究“乡土文化教材”逐渐运用到课堂与校园活动中；将校本教材《中学生文明礼仪规范》运用到校园管理中。这些课题从校园文化的实践中凝结出来，经过深思熟虑、研究提炼、反复论证后，又指导引领着我校的教育、教学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3.在各学科教学中融入国学因素，实现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以语文科组为阵地，国学文化进课堂。立足国学校本教材，开设国学课程，每周一节课，由专门老师负责主讲。根据各年段的特点，每年级选取适合学生的国学经典进行解读；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每日一格言、练字十分钟、犯错误讲故事等特色活动，让学生在每天的口诵、心想、践行中，提升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让国学思想渗透各科教学领域。古诗文与语文教学水融；文明礼仪贯穿德育；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开展校本美术课程，将篆刻、剪纸、微型雕塑课程内容同国学相结合；太极拳纳入体育课程；民歌响彻音乐教室；山川河流、中医中药等常识引发地理、生物学习兴趣等。

4.寓国学于各种特色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以第二课堂为载体，开设科创绘画、版画、书法、服装设计、礼仪、民乐、流行音乐社、舞蹈、合唱、健美操、田径、国学等兴趣小组；特色版画、书法兴趣班将国学内容渗透到教学中，创作出一批国学美术作品；在每年一次的科技艺术体育节表演节目中，可以在服装设计中融入国学内容，创作出带有浓郁国学特色的服装表演。将国学元素融入大课间活动，自编国学操或国学经典游戏，让学生口、脑、手并用，在游戏中诵读，在诵读中锻炼。同时收集学校开展的各类有关国学活动的照片，将其整理编撰出版。

5.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铸造国学文化特色。撰写校园文化解说词，全方位、综合性介绍学校的历史、校园文化景观。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上，紧扣精致、清雅做文章，充分利用建筑、塑像、篆刻、园林等元素，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主要有：（1）赋予建筑楼、功能室及各班教室以古朴优雅的名称。建筑楼体（办公楼、科学馆、宿舍楼、教学楼、饭堂等）根据其功能或特点而取名，该楼体的各楼层或各年级可根据楼体名称的寓意分别设置一个相呼应的主题。如一栋教学楼取名“知行楼”，取“知行统一”之意，行为规范，文明向上；五栋教学楼取名“知新楼”， 每栋建筑楼的楼名均用古朴大字木板上墙。（2）赋校园环境以文化内涵。结合我校校训与特色定位，浓墨重彩打造校园读书文化景观：在学校草坪上安装大型竹简雕塑，古色古香地阐释着我校的办学理念；在每块草坪上都摆放一排书塑，意蕴生动地阐释着儒家经典；美术展厅外墙增设书法字体浮雕；校园里适当增加书造型长凳若干；办公楼后草地设置一座名人雕塑；校园草地上种上有意境的花卉或植物，并配上相得益彰的古诗词，让校园处处诗趣盎然。如运动场上有几丛竹，就在贴近的墙壁上张贴一首苏轼的《于潜僧绿筠轩》：“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3）让每一面墙都说话，将国学经典名句与墙文化紧密结合。在教室走廊、楼道上镌刻或张贴国学经典名句，曾来过湛江的坡的诗文、海瑞的故事、六祖慧能的故事，以及广东本土文化名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名人故事、诗文墨迹，透过历史，在墙上熠熠生辉。让学生浸染在浓郁的古色古香的国学气息中，实现文化育人的教化功能。初中部主要展出以国学为主题的书法作品。（4）设立班级书库，图书“周游”班级。每个班级开辟国学园地，展示学生学习国学的活动成果，如诗文、书画、手抄报等。同时，在班中设置班级书库，聘任图书管理员对其归类置放，办好借阅登记，并完好维护。营造“热爱经典，走进经典”的读书环境，使班级各个角落都散发出浓浓的古典书香气息。（5）宿舍文化共性与个性共存。在遵循学校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各宿舍进行特色化布置，创建本宿舍的制度、精神文化，展示本宿舍成员的特色风貌，如为宿舍取名、自制门牌等。（6）开展国学实践。如“礼、孝”带回家，国学上街头、进社区，社会调查、游学等。按期举行书香校园的特色活动，如：汉字听写大赛、文史知识竞赛、书法比赛、国学主题报（手抄报比赛、板报比赛、国学阅读书摘展等）竞赛等。

把文化溶于管理是我校的特色，学校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不仅使学校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更是把管理化于无形。“以文化人”，国学文化成为教育力量、凝聚力量、约束力量、感召力量。按照学校的定位，新兴的海东中学不走扩张式发展之路，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要在进取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超越。“进取”“创新”“超越”成了我校的精神内核。它渗透进学校所有人的血液当中，成为了一种精神基� 扣住时代的脉搏，立足于海东这块未来湛江最亮丽的城市新名片，学校保持着强劲的上进动力与活力，�

治校先治己，让管理变成一种号召；怀一腔教育情怀，让管理返璞归真；融以文化，管理变得举重若轻。要用诗化管理构建幸福的书香园林，达到管理的“上乘境界”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要为之孜孜以求。尊重教师、依靠教师、服务教师、成就教师，为教师搭建成就事业的广阔舞台，尽最大努力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走进教师的生命深处。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三

宿松历史悠久，建县长达2000余年。据史料记载，汉高后四年(前184年)，置松兹侯国，文帝十六年(前164年)改为松兹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取古松兹之意谓宿松县。宿松境内已发现古人类遗址9处，其中凉亭镇的戴嘴遗址跨越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代，闪耀着人类早期文明的光辉。程家岭发现的宋淳熙年问的冶铁遗址、南宋乾道元年在宿松设监铸造的铁钱，则标志着800多年前宿松工业文明的兴起，中国资本经济开始萌芽。在该县博物馆藏的2543件文物中，珍贵文物50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10件，特别是宋瓷馆藏在安徽省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声誉。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中华五千年文明瑰宝》专题展览中的青白釉仙人吹笙壶、青白釉莲花烫酒壶、绿釉狮形薰炉3件文物皆出土于宿松，充分展示了宿松古文化的悠远与品味。

宿松地势险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因特殊的地理、地貌环境，宿松古称“吴楚咽喉”、“安庆门户”，那些俯首可视的战争遗迹，每每引人思接古今，万千感慨。三国孙权、周瑜屯兵宿松桑洛州，为夺寻阳、烧赤壁奠定基础；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在宿松沿江的拉锯战旷日持久；明末张献忠与史可法，在白崖寨对垒血流成河；太平军多次集结精锐，与湘军争占宿松；抗日战争，在凉亭河陈兵数万阻击日军西进以保武汉；人民解放战争期间，陈赓、徐海东、陈锡联、先后驻节宿松，渡江战役的西线起点就在小孤山脚下，等等。无数宿松热血儿女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彪炳千秋的人生典范。

宿松湖光山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历史上，游历宿松的不乏将相帝王，也不乏文人骚客，像秦始皇、朱元璋、陶渊明、李白等，都在宿松留下了造访的足迹和传世的篇章。素有“海门天柱”之称的长江绝岛小孤山，如出水芙蓉，傲立江中，以秀、险、独、奇而闻名。始建于唐朝的启秀寺为佛教胜地，内陆唯一的妈祖行宫。相传明朝太祖朱元璋同陈友谅交战于鄱阳湖及长江一带，一天晚上战船迷失了方向，慌乱之际前方忽现两盏红灯，引导太祖平安到达小孤山，传为女神妈祖显圣。那么位于趾凤深山的古城堡白崖寨以人文景观取胜，被列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南国小长城”之誉。位于城郊的国家森林公园石莲洞，传说唐代文学家罗隐曾在此客居修炼多年，罗氏崖刻“石莲洞”三字至今完好无损。这里以石奇境幽著称，已成为都市人回归大自然、放松身心的4A级风景区。还有飞瀑不让庐山三叠泉的九井沟、高峡出平湖的钓鱼台水库、砖木石雕马头墙的徽派古民居、星罗棋布的内湖休闲区无不展示着山水宿松、人文宿松的无穷魅力。

宿松钟灵毓秀，各路英才层出不穷。汉代有松兹县令张何丹。三国时期有质疑学术权威张衡四分律为三分律的天文学家王蕃，有被孙权器重并数至其家的将军陈武。南宋有资本思想的企业家汪革。明代有县佐施元绪为遭战乱、蝗灾的饥民求免征粮赋，自缢漕仓。清代以降，人文愈彰，25名进士、4名翰林名登皇榜，时称“清初三才子”之一的翰林编修朱书，与方苞、戴名世诗文唱和，是桐城派的中坚力量。或因前辈精神激励，或因诗书传家滋养，当代一大批从宿松走出的各路精英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艺术等领域，尽展风流，再续辉煌。

宿松文脉千年，黄梅唱响“戏曲之乡”，其动人婉转的甜润唱腔、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为群众喜闻乐见；与黄梅戏相媲美，在宿松土生土长、流传500余年的断丝弦锣鼓和2008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文南词”，是两朵具有原生态文明特质的民间艺术奇葩；还有许岭的灯会、孚玉的大鼓书、佐坝的龙舟，这些根植于民间的艺术传承，更加丰富了宿松的地域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宿松一大批本土及本籍文学艺术家活跃在文坛艺界，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宿松也因此于2008年底，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称号。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四

〔关键词〕 李白；《胡无人》；太白入月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88-07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云：“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1〕后三句为敦煌本所无，乃后人所续。古今论者或谓此诗是寓某时事的有本事之作，或认为并无本事而属寻常边塞诗，与此分歧相应，各自对此诗的系年亦不同。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而愚以为论者似均未得其解，故兹不揣谫陋，试略考其本事，并据之系年，以就正于专家。

诗之本事，指诗所咏物事、情感的原委。凡诗皆诗人因其见闻感遇而作，而见闻感遇有专、泛之别，所以诗的本事亦可作广狭二义理解。若就广义而言，则可谓无诗无本事，然此义大而无当，故不为言诗本事者所取，如《乐府古题要解》卷上云：“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2〕吴兢不以刘孝威所咏为本事，即因其泛而非专。本文所言本事亦仅取其狭义，即专指某具体之事。为免生歧义，故先以明此。

（一）

持《胡无人》诗有本事之论者，当以唐段成式为最早，其《酉阳杂俎》前集卷12云：“李白名播海内，……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3〕北宋王谠《唐语林》卷2亦同其说：“李白名播海内，……尝制《胡无人》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犯阙，时太白犯月，皆谓之不凡耳。”〔4〕其后，宋杨齐贤即引《酉阳杂俎》以注“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本事〔5〕。明朱谏《李诗选注》卷2虽引其事而错其书名为《西京杂记》，然亦据之而说“白作此诗，盖以寓当时事也”〔6〕。此诗既被认为有本事，古人即据以系年，如《唐诗纪事》卷18云：“此诗禄山反时作。禄山死，太白蚀月云。”〔7〕安禄山反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死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是则计有功系诗之年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到至德二载正月前后，其所本盖出段成式或王谠之书。元萧士赟亦据天象占验而言此诗的本事，然所系之年与计有功不同：“此诗必作于上元之间，据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书·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后汉·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娄、胃、昴、毕、觜、参，又主边兵。又《晋·天文志》曰：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李白统言之以太白也。自兹数年之后，安史相继灭亡，恢复两京。即此诗而验诸史，盖可知矣。”〔8〕今人亦有据天象占验而系此诗之年者，如詹锳不从萧士赟的上元年间（760年至762年）之说，而系于至德元载（756年），并考云：“按禄山卒于至德二载正月乙卯，与萧氏所引上元元年事固不合。但《旧唐书·肃宗纪》云：‘至德二载四月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太白入月或出于传闻之误。又《新唐书·韦见素传》云：‘天宝十五载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见素言于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谪见，所应在人，禄山将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见素曰：福应在德，祸应在刑，昴金忌火，行当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时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帝曰：贼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说，子者视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异，还以相克，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及禄山死，日月皆验。’可见当时此类传说甚盛。即或‘太白入月敌可摧’之说，出于时人傅会，然此诗之作在禄山初反时盖无庸致疑也。”〔9〕“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当断作“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文意始合韦见素语之旨。詹先生与《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均误。参后文之注。《新唐书·韦见素传》所记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其年七月肃宗即位而改元。詹先生之所以系诗于至德元年，当因此年十月十六日丙申适“有星犯昴”的天象及韦见素所言占验传闻。今人亦有另据本事而系于此年者，如徐嘉瑞云：“按至德元载夏四月郭子仪引兵自井径（东按，当作陉）出，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与史思明战于九门，思明大败。复攻降赵郡，生擒四千人，诗或在此时作。”《颓废之文人李白》，原刊于郑振铎编《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兹转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482页。郭沫若亦系此诗于至德元年，唯未言所据〔10〕。

持此诗无本事论者，或不以上述天象占验说为其本事，认为诗中并未专寓某时事；或因查无“太白入月”的天象史实而持异说。前者如清赵翼《瓯北诗话》卷1云：“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发抒，辄借此以逞笔力。……乃说诗者必曲为附会，谓某诗以某事而作，某诗以某人而作。诗人遇题触景，即有吟咏，岂必皆有所为耶？……如《胡无人》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敌可摧’之句，适与禄山被杀之谶相符，说者又谓此诗预决禄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验之法，岂专指禄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骑窥边，汉兵杀敌之事，初不涉渔阳一语也。”〔11〕后者如清王琦注云：“萧氏注……谓此诗必作于上元间，据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书·天文志》，初未尝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萧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昴之文以当之，误矣。”其《李太白年谱》于至德二载下附考云：“是年正月乙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酉阳杂俎》云……。按新、旧《唐书》俱无太白入月事，其说恐误。”王琦因查无其事，故所系年亦不在安史之乱前后：“玩‘天兵照雪下玉关’之句，当是开元、天宝之间为征讨四夷而作，庶几近是。”〔12〕今人安旗对天象占验之说，与赵、王的态度相近，其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云：“前人以占星之说附会人事，谓白预决禄山之死，固属无稽，至谓白诗系闻太史之占或一时盛传之说而作，仅胶着于‘太白入月敌可摧’一语以解全诗，其偏颇亦显而易见。……故《胡无人》一诗宜从赵翼、王琦说，以寻常边塞诗视之。”并谓“太白此篇当作于天宝初在朝时”，而系于天宝二年〔13〕。巴黎藏敦煌遗书P.2567、P.2552号唐人写唐诗残卷，有李白诗44首，《胡无人》在其中。杨雄即据以系其年云：“此诗的写作时间，一谓作于安史之乱前，一谓在其后。王琦注：‘《酉阳杂俎》云……’……敦煌唐人选唐诗作者均开元、天宝时人，所载李白诗四十四首中也没有一首能看到安史之乱的痕迹。……据此，《胡无人》的写作时间还是王琦所说为是：‘当是开元、天宝之间。’”又云：“据近人岑仲勉先生考证，殷璠《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或十二年（公元753年）。……敦煌写本李白诗与《河岳英灵集》李白诗相比较，相同篇目中的许多异文殷璠本多与今本同，敦煌本较殷璠本接近原作。说明敦煌本亦在《河岳英灵集》之前。……我们认为，唐人选唐诗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14〕杨先生既言及王琦所引《酉阳杂俎》说的天象占验，然又据上述两点而系年于天宝十一年，明显亦不以天象占验说为然。今人中亦有不系此诗之年者，如郁贤皓以为“赵翼之说良是，此诗未必指安史之乱，故暂不编年”〔15〕。

（二）

上述歧说主要因对“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而起。笔者以为欲判断《胡无人》是否是寓此时事的有本事之诗，则安史之乱期间有无“太白入月”的天象，其天象有无“敌可摧”的占验，该诗有无可能写于此天象发生之后，此三者的确定是下判断的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

在讨论三个前提条件的有无之前，试先述论古今注家所解“太白入月敌可摧”之义。太白即金星，为行星。太白入月，就其字面而言，属天象视运动之行星犯月。前揭萧士赟注所引三例均为月掩昴，属月犯恒星星宿，其性质与太白入月之行星犯月相异，且所引例中并无太白，故宜为王琦言其“误矣”。王琦则注云：“《后汉书》：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晋书》：凡五星入月岁，其野有逐相。太白，将戮。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尝为摧敌之兆。太白斯语，其别有所据欤？”〔16〕王琦所引天象虽与李诗“太白入月”之字面符合，然其占验之说又与“敌可摧”相悖，故亦自疑未得诗旨。至于朱谏注云“太白入月，胡有将亡之兆，然后敌人可摧，而犬羊之患易除也”〔17〕，则属臆说。今人则或仅说诗句之意，而未揭其所据，如苏仲翔云：“太白入月：天文现象，占可摧敌，不知何据。”〔18〕或唯引据而无说，如安旗注云：“《史记·天官书》：‘太白……其入月，将僇。’”〔19〕或误解所引天象占验说之义，以强就诗句之意，如詹锳注云：“太白入月，兵象也，主破胡。《史记·天官书》：‘太白……其入月，将僇。’”〔20〕郁贤皓注云“传说太白星主杀伐，太白星进入月亮，是大将被杀戮的征兆。此用为敌人被消灭的征兆”〔21〕。安、詹二先生所引“将僇”之将，是敌方抑己方之将，《史记》并未明说，然据他书可推知。《晋书·天文志中》载晋成帝咸康“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22〕。《史记》、《晋书》的“将僇”、“人主死”之占，可据《后汉书志》而得其解，其《天文志中》载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后三年，孝明帝崩”〔23〕。此人主是己方的汉明帝，则将僇之将亦为己方之将无疑。三位先生所引既非其例，所解“主破胡”等说亦失其据。古今注家中，唯瞿蜕园、朱金城最几于其解：“《通鉴》卷九九：道士法饶谓冉闵曰：太白入昴，当杀胡王。李诗或即用此。疑道教有此传说，以励敌忾同仇之思。入月入昴，不妨任意援用。”〔24〕然据本文后面的考证，可知此注亦未达一间而是非两存。

诚如王琦所疑，“太白斯语”的确“别有所据”。史志与李诗的“太白入月”之月，所指其实非一。《晋书·天文志中》云：“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25〕郭璞占验语的“月属坎”，所据为《周易·说卦》“坎为水，……为月。……离为火，为日”〔26〕之说，而众所悉知，离、坎二卦所象的日、月均指太阳、月亮，故史志的“太白入月”之月，所指亦同。而李诗“太白入月”之月，则别有所指。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日、月亦指日星、月星。清《天元历理全书》卷4《星经辑要》云：“日，一星，黄；在房宿西。……月，一星，黑；在昴东，……入昴宿五度。”〔27〕房为恒星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之一，昴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日星、月星各为房、昴二宿的恒星。二星以日、月命名的原因，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18“日月二星”条引《甘氏星经》所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东。日者，阳宗之精也，为鸡二足，为乌三足。鸡在日中（东按，此日指太阳），而乌之精为星，以司太阳之行度。日生于东，故于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毕之北。月者，之宗也（东按，当以作‘阴宗之精也’为是），为兔四足，为蟾蜍三足。兔在月中（按此月指月亮），而蟾蜍之精为星，以司太阴之行度。月生于西，故于是在焉。”〔28〕日、月二星是因位于太阳、月亮升起之处，而被命以日、月之名，用以观测太阳、月亮的运行度数。李白诗“太白入月”之月当即昴宿的月星，诗句所咏属天象视运动之行星犯恒星，而非史志“太白入月”的行星犯月。若就月星所属星团言之，李诗“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

何以知李诗 首先，从天象占验来说，战国以来，多以赵地为昴宿的分野，如《汉书·地理志下》云：“赵地，昴、毕之分野。”〔29〕战国以前未以晋赵 ”韦注：“虚，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主祀也。《传》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实沈，……主祀参，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344页）《左传·昭公十五年》：“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杜注：“参虚，实沈之次，晋之分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372页）而太白星，又如《汉书·天文志》所云：“天下匽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30〕则“太白入昴”必于太白所当、昴宿所应之赵地不利。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云：“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31〕后半句所言为白起伐赵之事，其“太白蚀昴”即含赵国大凶的占验说。又，晋赵之地在春秋时即有狄人与华夏之民错壤杂居，且自鲁庄公、闵公之世起，狄人东侵，东方的邢、卫、周、郑、齐、鲁、宋等国多被狄患，至鲁宣公、成公之世，方为晋国平息〔32〕。狄、胡作为北方民族之称谓，又多相混，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胡即含春秋狄人之裔，李白《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拥兵五陵下，长策驭胡戎”〔33〕，亦其互文混用之例，因此狄胡所居赵地所应之昴宿，复有前引《晋书·天文志》的“胡星”之称。“太白入昴”自然亦有于胡人不利之占，如《北史·胡长仁传》载北齐武成皇后长兄胡长仁，谋害宰辅和士开，“遂赐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为赵分，不利胡王。’长仁未几死”〔34〕。上揭瞿蜕园、朱金城引《资治通鉴》所载法饶之言，其占亦同。李诗“太白入月敌可摧”之敌，据其后“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句，可知指胡人，故其“太白入月敌可摧”的占验，与《北史》、《资治通鉴》所载二占验相合，可证李诗“太白入月”实即“太白食昴”之义。其次，就本诗内证而言，“太白入月敌可摧”下接“敌可摧，旄头灭”句，而如前揭《晋书·天文志》所云，昴七星“又为旄头”，则“旄头灭”之“旄头”适与其太白入月之月所属“昴”相呼应。若其太白入月 唯李诗“旄头灭”之旄头非用其昴宿别名之本义，而为其引申义，《魏书·崔浩传》载“明识天文，好观星变”的崔浩言：“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奄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35〕李诗“旄头”盖即此“旄头之国”和“旄头之众”的引申义，此义正与其后的履胡肠、涉胡血、悬胡、埋胡之诗意相应。故本诗内证亦可明李诗 复次，就李白诗集的内证言之，其《南奔书怀》云：“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36〕诗中的太白、长虹、秦赵，明显是用前揭《史记》之典其“秦赵”，亦兼用《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之典，以隐喻唐肃宗与永王李璘的操戈内阋。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280页。。李白既用其典，自然知道太白食昴及其占验。不过如瞿蜕园、朱金城所说，在《南奔书怀》中，此典“乃别指军兴之象”〔37〕，而未用其占验一端。故从《南奔书怀》的用事，可明李白并非因不知太白入昴及其占验，遂以互不相干的指月亮的“太白入月”与昴宿别名的“旄头”，拉杂凑泊成句而已。据上三点，足证李诗 至于李白何以不径用昴而用月字，从字音和修辞上推测，昴与旄头之旄，在中古亦音近同，故李白盖于临文之际，以月替昴，用借代的修辞格，既避与旄音同，又取月的月星之义，而不与天象占验相违。

李诗“太白入月”为“太白入昴”的天象，业已得证，那么安史之乱期间有无此天象呢？前揭詹锳引《新唐书·韦见素传》云天宝十五载十月丙申“有星犯昴”，此虽可证安史之乱期间昴宿尝被行星所犯，然无以明犯昴者即太白。詹先生又引《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四月，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因太白此时在井宿，故詹先生亦疑“太白入月或出于传闻之误”。其实，此天象并非传闻有误，《旧唐书·天文志下》云：“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荧惑、太白同犯昴。”〔38〕则见在安史之乱期间，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又，作为胡人之应的昴宿，因其被认为关乎安禄山的运数，在此特殊时期亦格外引人关注，如詹先生引韦见素言：“昴者胡也，……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其后，安禄山果于甲寅之次日乙卯，为其子安庆绪所弒，而合于韦见素臆说而中的预言①。无论韦见素的占验实有与否，如詹先生所说，“可见当时此类传说甚盛”，传说之盛益可见昴宿之令人格外关注。而在十月十六日丙申之后的第四十日，又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此天象为李白所措意，亦不无可能。

前文所说判断《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的三条件中，其一、其二皆已具备，最后来看其三，即该诗有无可能写于“太白入昴”天象发生后的时间性条件。如前所述，杨雄考证写有此诗的敦煌残卷“唐人选唐诗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若据此说，则《胡无人》即不可能写于至德元载的天象之后。杨先生的论证实有未密处，如其推理的前提之一，即“敦煌唐人选唐诗作者均开元、天宝时人”，并不能据以推出“《胡无人》的写作时间还是王琦所说为是：‘当是开元、天宝之间’”。因为诗人中有死于安史之乱以后者，如李白、高适、大历中的著作郎李昂等即是②，故不能排除《胡无人》写于安史之乱中。其推理前提之二，即“所载李白诗四十四首中也没有一首能看到安史之乱的痕迹”，此判断本身未经证实，因为《胡无人》即有可能是写安史之乱的时事诗。以未经证实者为论据的论证，显然犯了“预期理由”的逻辑错误。又，据敦煌写本与《河岳英灵集》的异文，既可推出更近原貌的敦煌写本在《河岳英灵集》前的时间先后关系，亦可推出二版本虽有优劣却又并行的共时性关系。甚至还可推出敦煌本在《河岳英灵集》之后，因为有可能是敦煌本虽在后，然其所祖版本优，而《河岳英灵集》虽在前，其所祖版本却劣。杨先生只取其一而不论其二、三，故所推写卷“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的结论亦未必是。如徐俊的考订即可证其误：“原卷实存作者十人，诗一八题一一九首。……罗振玉云：‘……以卷中避讳诸字考之，尚为唐中叶写本。’案原卷中凡‘世’皆缺笔，……为避唐太宗讳，而‘诵’字不避唐顺宗讳（如王昌龄《题净眼师房》‘朱唇皓齿能诵经’、高适《遇冲和先生》‘每诵西升经’）。又卷中高适诗有《同吕员外范司直贺大夫再破黄河九曲之作》，考哥舒翰击吐蕃，悉收九曲部落，时在天宝十二载五月，为卷中存诗可考知的最晚创作年代。知此卷编选和钞写年代当在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以后，唐顺宗李诵即位（八五年）以前。又伯二五六七卷背载有《癸酉年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记莲台寺于是年正月三日至二月八日所受布施。池田温先生将‘癸酉年’定在贞元九年（七九三），可作正面诗卷钞写时间的印证”。徐先生于杨先生所局守因素之外，能综写卷的避讳、诗本事、卷背杂写的纪年等多重根据，以考诗卷的编、抄时间，其说自然视杨说为胜，故笔者从徐说。不过，检视原卷照片，诚如徐先生所说，正面诗卷“篇幅甚巨，书法秀整，行款谨� 卷背的书写显然属旧纸再用，书写时间当在正面诗卷抄写之后。故此卷编、抄年代不必如徐说宽至52年的范围，而可缩于天宝十二载至贞元九年的40年之间。敦煌诗卷编、抄时间的大体范围既得确证，若据天象发生的时间，假设《胡无人》可能作于至德元载或略后，并相应下移敦煌诗卷编、抄的上限时间至此年，缩短编、抄时间范围为37年，则新得的编、抄时间范围亦在已确证者之内，二者并不冲突。可见此假设可成立，亦即是此诗有可能写于至德元载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之后。

三项前提条件虽已齐备，而对断定《胡无人》是本事诗来说，三者仅属必要条件。因为尚需排除二情况，即无论《胡无人》写于天象发生前抑其后，均与实际天象无关，李白唯用邹阳等所言天象占验之典而已。此二情况尤其是后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可能性虽甚微，然在逻辑上却必须假设有其可能性，而据目前的材料，还无以绝对排除之。因此，已齐备的三前提并不具断定其事之实然所需的充要条件性，作为考证结论，亦只能说李白《胡无人》诗很可能是寓有至德元载太白入昴之天象占验的本事诗。

（三）

《胡无人》既然很可能是本事诗，则可据以系其年。众所周知，李白在安史之乱中以入永王李璘幕府而得罪。“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于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而次年二月二十日“戊戌，永王璘败死”〔41〕，此诗即可粗系于天象发生至李璘败死的82天之间。

若据李白入李璘幕府的始末、心态，则可更缩小系年的时段。自至德元载春以来，李白由宣州而之溧阳、寻阳等五地〔42〕，求人汲引以报效国家，终因未果而于此年秋入庐山隐居〔43〕。李璘则于其年“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44〕，李白亦被“永王璘辟为府僚佐”〔45〕。“李白初下山时是至德元年（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46〕，而本月二十五日“甲辰，永王璘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然犹未露割据之谋”〔47〕，李白“适逢永王的水师也由武昌开到九江”〔48〕，故亦得预水军，从永王东巡。其后，李璘攻丹阳而露割据之心；占据丹阳后，麾下或拥众叛离，致其旋又败北南奔；至大庾岭而被擒杀〔49〕〔50〕。李白则在“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郭）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51〕。李白入李璘幕府的始末即如此。其入幕前后的心态亦有变化。天象发生时，李白还未从永王而在庐山，此期的心态如《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所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盖以此前干求无果，故有此消沉的归隐之思。又，其后在水军幕府所作《与贾少公书》，回顾应永王辟命之事云：“辟书三至，……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应辟前所作《别内赴征》其一云：“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52〕李白所以会固辞王命，当与其归隐庐山期间的消沉心态有关。而入幕之后，其心境即丕变，如《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永王东巡歌》其二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云：“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53〕此类诗句可见李白此期意气昂扬、自负乐观的积极心态。然《与贾少公书》又露相反的心境：“白绵疾疲苶，……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54〕郭沫若论之云：“他自己已经感觉着，在幕府里面等于灰尘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个计算起来，只有两个月光景。心境转变得很快，环境也转变得很快。还没有来及让他荐贤自代，他只好从前线奔亡了。……真正的原因是李璘并不重视他。……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转而为极端的灰心，不是没有来由的。”〔55〕可见在天象发生到李璘败死的82天期间，李白有从居庐山的消沉，到初入幕府的激昂，终转为幕府后期的灰心之心态历程。而《胡无人》诗的情绪属乐观、激昂一类，尤其如周勋初所说：“李白字太白，……李白在安禄山初反时，制《胡无人》乐府曰‘太白入月敌可摧’，虽是托言天官家占验之法，然亦寓有比喻义，认为自己在剿灭安禄山叛军的行动中可大显身手。”〔56〕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天象为“荧惑、太白同犯昴”，李白所以不取荧惑火星而取太白金星，容或有周先生所言自喻之意在。而此自喻与诗中“霍嫖姚”之隐喻同，亦与上引初入幕府所作诸诗之自比谢安、乐毅、鲁仲连，如出一辙。李白盖激励于至德元载四月之郭子仪、李光弼大败史思明于九门，以及十一月之太白犯昴天象，而隐喻以霍去病、太白星，明己亦欲领“汉家战士三十万”，似“太白入月”而摧敌灭胡此句承学友李瑄先生见教而补，谨致谢忱。。是知在天象发生后的三段心态历程中，《胡无人》诗的情绪唯同于初入幕府期的心态。又，《胡无人》云“旄头灭”，初入幕府期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亦云“所冀旄头灭”，盖俱与实际天象不无关系。因此，《胡无人》亦很可能作于李白初入幕府期间，亦即从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其从“永王正月东出师”（《永王东巡歌》其一）〔57〕的至德二载正月之间。

〔参考文献〕

〔1〕〔12〕〔16〕〔33〕〔36〕〔52〕〔53〕〔54〕〔57〕 〔清〕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213-214，215、1607、215，214，908，1141，553-554、1234、1187， 949、427、555-556，1234-1235，427.

〔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5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2.

〔3〕 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6.

〔4〕 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0.

〔5〕〔8〕 李杜全集〔Z〕：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3〔M〕.〔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明万历中刊，47.

〔6〕 〔17〕 朱谏。李诗选注：卷3〔M〕. 续修四库全书：第130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75，575.

〔7〕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1989.476.

〔9〕〔42〕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08，106-113.

〔10〕〔46〕〔48〕〔55〕 李白与杜甫〔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10，277，277，278-279.

〔11〕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6.

〔13〕〔19〕〔43〕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529、525，526，1313-1314.

〔14〕 杨雄。敦煌写本李白诗刍议〔J〕.敦煌研究，1986，（1）.

〔15〕〔21〕 郁贤皓选注。 李白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90，489.

〔18〕 苏仲翔注。李杜诗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70.

〔20〕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478.

〔22〕〔25〕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48，347.

〔23〕 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231.

〔24〕〔37〕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1.

〔26〕 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95.

〔27〕 续修四库全书：第103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05、413.

〔28〕 笔记小说大观：第11册〔Z〕：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231.

〔29〕〔30〕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5，1282.

〔31〕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2470.

〔3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51、256、265、758、766、814.

〔34〕 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94.

〔35〕 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816.

〔38〕〔44〕〔49〕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2，3264，3265-3266.

〔39〕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42-43.

〔40〕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12-327.

〔41〕〔47〕〔50〕 资治通鉴：卷219〔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019，7009，7019-7020.

〔45〕〔51〕 新唐书·李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63.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五

“愁”，触景而生，缘境而发。不同的诗人因生活的时代不同或人生际遇不同，有着不同的愁绪。即使是同一诗人，因生平遭遇的变化，也会产生不同内涵的悲愁；既有伤春惜时感叹人生易逝、盛衰无常之愁，又有羁旅漂泊满怀依依不舍的思乡怀远之愁……诗人的万千愁绪，往往能通过文字的桥梁渗入作者心间，引起我们的共鸣。这是因为诗人从不同的审美角度对“愁”进行了极精细的处理，使诗歌表情写意达到了绝妙的艺术境界。

一、化虚为实写愁意

情感是抽象的，诗人往往能巧妙地化虚为实――或运用比喻，或运用拟人，把只能意会的“愁”写得具体可感。此类诗歌又以山水风月作品较为多见。例如，唐代刘禹锡的“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词》其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以及宋代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秦观的“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都是以春水喻愁，形象地写了愁之多、愁之长。

再如，宋代黄庭坚的“我只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夜发分宁寄杜涧叟》），就用拟人手法生动地表达了愁情含于满川风月；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董解元的“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驮也驮不动”，王实甫的“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都生动地表现了愁的重量、愁的体积；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则写了愁运动的速度；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则运用夸张描摹了愁的长度……总之，在诗人笔下，“愁”有了质感，有了体积，有了动态美，这就使愁的意蕴变得更形象，更感人。

二、妙合情境寓愁情

所谓“情境”，是一种抒情的艺术之“境”。创作主体将某些亲身经历的人生感慨和生活感受作为审美对象与特定的情境契合时，便会创造出主客观交融的艺术之“境”。“情境”的特点是主客观交融。以孟浩然《宿建德江》之“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为例，其意为“原野空阔旷远，极目远望，远处的天比近处的树还低；江水清清，天地之间，无以为伴，只有月与人近”――天比树低，压抑之感遂生，月与人近，则表明该宿未宿的诗人在此空阔辽远之地只能与无情无语 只此两句，便将诗人之浓浓客愁淋漓写出。

又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但瘦马上的人呢？显然，他是一个离家在外，犹如到了天边的断肠人。这样，“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与前面9个名词性词组组合，以情驭景，妙合情境，将秋郊黄昏之景与羁旅之愁结合在一起写，描绘了一幅“秋郊黄昏图”，渲染了悲凉的气氛，表现了一个长期漂泊异乡的人的惆怅之情。

三、大胆想象展愁怀

《踏莎行》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其中，上片写行者的离愁，下片写行者的遥想，尤其是最后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更是表面上写的凝望和想象，实际上则是写游子大胆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杂草繁茂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隐隐春山，她所思念的行人远在春山之外，渺不可寻。这两句不但写了楼头思妇凝目远望、神驰天外的情景，而且透出了她的一往情深正越过春山的阻碍，一直伴随着渐行渐远的征人飞向天涯。这遥想实际上是离愁的深化。如此写来，自然是情谊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在中国古诗词中， “愁”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国古诗词中反映离愁别绪的文学作品多如繁星。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 “出自北门， 忧心殷殷”（《邶风・北门》），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自挂东南枝”（《孔雀东南飞》），再到愁情几乎成泛滥之势的唐诗宋词元曲，最后到近现代诗歌，反映愁绪之情的文学作品可信手拈怼U庑┪奶城氨裁腔蛞蚋鋈饲樾魇谷唬或因自然环境影响，或受社会背景所致，或以实物喻愁，或借愁绪凭空发愁，他们运用比喻、拟人、夸张、象征等写作手法，写出了愁之深，写出了愁之长。

“愁”在古典诗词中占据的分量可谓庞大，古代文人墨客写愁绪时可谓匠心独具，使得愁绪在他们手中妙笔生花，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得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世之人细细品味古人描写离愁别绪时的心情，从而找到与古人的共鸣，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六

宿建德江是描写秋季的景色，《宿建德江》作者是唐代的孟浩然，全诗内容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此诗先写羁旅夜泊，再叙日暮添愁；然后写到宇宙广袤宁静，明月伴人更亲。一隐一现，虚实相间，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虽只有一个愁字，却把诗人内心的忧愁写得淋漓尽致，然野旷江清，秋色历历在目。

（来源：文章屋网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七

篱落疏疏一径深。

此句出自宋代诗人杨万里的组诗作品《宿新市徐公店二首》，主要描写乡村田园风光。第一首诗通过写酒楼、柳条上的春光，清明节村歌社舞的乡土风俗，抒写了作者虽客居他乡却依然闲适的心境；第二首诗选取篱落、菜花、儿童、黄蝶等意象，运用细节描写，表明诗人对田园情怀的敏感度。全诗语言清新，形象鲜明，富有情趣。

这组诗当作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彼时杨万里正任江东转运副使，任所是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诗题中的“新市”，是当时一处城镇，在今浙江德清东北，位于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建康之间。这里水陆环绕，舟车通利，是作者离开临安去建康任所，或从建康返回临安述职的必经之地。作者途经这里，略作停留，短期借宿，见景生情，有感而发，于是赋写这组诗。

（来源：文章屋网 ）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八

1.复习学过的古诗、体会赏析古诗。懂得赏析古诗的方法。

2.培养朗读古诗、吟唱古诗、表演古诗、品评古诗、据诗画图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

3.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及对大自然、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二、活动准备：

1.收集诵读、赏析学过的古诗。

2.多媒体课件制作。

三、活动过程：

(一)导入：(多媒体按序出示：“品、评、诵、演、唱、画、赏诗会”)

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多首古诗。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开展一次品古诗、评古诗、演古诗、诵古诗、唱古诗、画古诗的赏诗会。

过渡：古代诗人为后人写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请看——

(二)品古诗：

1.媒体出示《登雀颧楼》诗图及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引导学生谈谈对诗句的理解、体会。

(1)师：谁能说说诗句的意思？

生：想要领略到更远、更美的景色，就要再登上一层楼。

(2)师：诗句不仅仅告诉我们登高望远的道理，大家从诗句中还想到些什么或领悟到了什么？

生a：我想到诗人登上鹳雀楼，面对辽阔的景色，觉得自己看得还不够远，还想看千里、万里之外看到视力所能达到的尽头，而达到这目的的唯一办法是站到更高的地方去。

生b：我从“欲穷千里目”想到句中包含着诗人许许多多的希望、许许多多的向往，诗人想要达到最高境界；从诗句“更上一层楼”领略到诗人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精神。

3.小结：在人生的道路上要不断努力攀登。

4.诵读：(范读——齐读)

(三)评古诗：

1.媒体出示：磅礴的瀑布声，直泻而下的庐山瀑布图

(1)师：还没看见瀑布，就先闻其声，此声此景，此时此刻，你想用哪一诗句来形容？

(2)生：“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师：媒体出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学生上台操作电脑据图评析：

诗句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诗人李白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语言，赞美了庐山瀑布从青翠的山壁中间跌落下来。形容水流用“飞”(媒体加点)来表现出庐山的瀑布凌空而出；用“直”(媒体加点)可见山势很陡。“三千尺”(媒体划出)更是体现了庐山瀑布的高而长。可是这样写诗人还是觉得没有把庐山瀑布的雄伟写够。于是又进一步发挥想象，怀疑是银河从九天云里落下来的。这里不用“真”(媒体出示)而是用“疑”(媒体加点)，给人以恍恍惚惚的感觉，使人觉得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进一步写出庐山瀑布的雄伟与奇丽。

(5)教师小结：讲得太精彩了，庐山瀑布雄伟、壮丽，大家一起来赞颂一番。

(6)诵读：(范读——齐读)

2.媒体出示：黄鹂鸣叫、白鹭上青天的《绝句》图

(1)师：从这幅生动的画面中，你想到哪位诗人写的哪一首诗？

(2)根据学生回答媒体出示：《绝句》一诗诗句内容。

(3)学生上台操作电脑据图评析：

我觉得这首诗描写的景色非常美。诗中描绘了四个画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山有水色彩丰富、艳丽(媒体出示：b有近有远、视野开阔)画面静中有动、形象活泼(媒体出示：静中有动、形象活泼)：黄鹂欢歌、白鹭直上青天，真是一幅风光秀丽的山水画。『 1

(4)诵读：

过渡：为了开展这次赏诗会，我班同学编排了一些节目。瞧，大诗人李白、杜甫也来参加我们的赏诗会啦，大家欢迎。

(四)诗人相会：

甲学生扮演杜甫、乙学生扮演李白相互品评古诗《静夜思》、《江畔独步寻花》

乙：李兄，你也来参加赏诗会？

甲：对、对、对，今天真是幸会啊！

乙：幸会，幸会。

甲：杜老弟，刚才同学们都在夸你写的诗呢！你看——(手指向媒体《绝句》一诗)

乙：哪里，哪里，还是李兄的诗令人赞不绝口呀，同学们，你们还记得《静夜思》这首诗吗？

全班同学：齐声背诵《静夜思》

乙：诗句写得多好啊，寂静的夜晚，月光照射到床前，一片银白色，还以为是秋霜降落到床前，抬起头来，向天空中望去，看到碧空中一轮明月，不知不觉低下头来思念故乡。这首诗勾起了多少身在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呀！

甲：惭愧，惭愧，比起杜老弟的《江畔独步寻花》那就逊色罗！同学们，你们会背吗？

全班同学：齐声背诵《江畔独步寻花》

甲：诗句描绘的意境是多么优美啊！黄四娘家繁花盛开、戏蝶飞舞、黄莺高歌、有静有动、有声有色，令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真是妙笔生辉、栩栩如生啊！

乙：过奖了，过奖了，咱们还是下去吧，别耽误了同学们开赏诗会。

甲：好，好。

过渡：古代诗人斟字酌句，创作的诗篇独具匠心，古诗太美了，真不愧为我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真想诵读一番。我班---------同学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古诗《舟夜书所见》，大家欢迎。

(五)诵古诗：

1.配乐朗诵《舟夜书所见》

a.----------同学独诵

b.----------同学解释古诗(喜爱这首诗的原因)

这首诗描绘了这样一个优美的意境：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静悄悄的，一盏渔灯在河面上闪现。那盏渔灯的光亮像萤火虫似的静静地映在河面上。一阵微风吹来，河面上漾起了层层细浪，原来像萤火虫那样的一点光亮散开了，变成无数颗星星在河面上闪现。美极了！

c.齐声诵读

过渡：老师也为大家带来了两首诗(媒体出示：《游园不值》、《草》诗图及诗句)

2.配乐朗诵《游园不值》、《草》

过渡：古诗能诵，也能演。我班四位同学自编自演了古诗小品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看——

(六)古诗小品剧：

1.古诗小品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学生甲(解说)：一天中午，姐弟俩正在家里吃午饭，小弟弟大口大口地吃着。

学生乙(弟弟)：(动作：大口大口吃，胡乱地搅)呸！真难吃！

学生丙(姐姐)：弟弟，你看，桌上、桌下、你的衣服上全是米饭。

乙：不用你管！(动作：用力横抹桌面、拍衣服、抖衣角)

甲：这时，爸爸走了过来。

学生丁(爸爸)：孩子，这样吃饭太浪费粮食了，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俗话说“一粒粮食一滴汗。”要爱惜呀！

丙：爸爸，你说的对，我学过一首诗叫《锄禾》，让我讲给弟弟听一听。(操作电脑媒体出示：《锄禾》诗图及诗句)

丁：好。

丙：朗诵诗句。

乙：(动作：点头)

丁：你讲得真好。

乙：爸爸，我错了。

全班同学：齐唱《锄禾》

2.表演唱《锄禾》，学生伴奏。

过渡：同学们深深地被小品剧感染，情不自禁唱起了歌。下面我们一起唱一下上学期所教的古诗《宿建德江》(媒体出示：《宿建德江》歌曲)[2]

(七)唱古诗

1.古诗合唱《宿建德江》。

2.配唱《静夜思》。(媒体出示：《静夜思》歌词)

3.延伸：课外练唱《春晓》。

过渡：同学们，领悟诗的意境，唱得有腔有调，很有韵味，古诗确实太美了，老师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美妙的画面，真所谓“诗中有画”呀。下面，大家根据自己喜爱的古诗，画古诗简笔画。

(八)画古诗：(播放音乐)

1.小组自由绘画自己喜爱的诗歌。

2.学生板演

3.学生作品实物投影，学生自评自析，他评他析。

(九)小结：(学生谈感受)

(十)总结：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九

关键词：屈原；故乡；汉寿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01-04

之前，学术界对屈原故乡所在地的研究有多说，但比较倾向于湖北秭归、江陵两说。“屈原故乡汉寿说”虽然出现最晚，由于有众多历史文献记载、文物证明、古迹遗存和大量屈原诗歌印证，故最具说服力和可能性。

一、古汉寿在荆州辰阳界，周时称“云梦”

汉寿，古称龙阳，在荆州域辰阳界，是古时水上交通的枢纽，夏禹治水时，“隋山伐木，奠高山大川”(《禹贡》)，意思是他们随着山脉的走向，砍伐树木为路标，将天下划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荆州位置是“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作义”。(《尚书》)也就是说，从湖北的南漳县一带的荆山，到湖南衡阳地界，都是古时的荆州，在荆州区域内长江汉水，奔向浩浩荡荡的东海，众多的江水，包括长江支流沱水(今湖北枝江县一带)，潜水(今湖北潜江县一带)，都已疏通，所谓“九江孔殷”，东汉时郑康等曾为《书经》作注解谓：“即洞庭湖”，又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九江之水源于蜀而楚贮之。”古楚有七泽，“云泽”便是一泽。郑康还说：“梦在江之南”。那么“梦”就是洞庭湖及其周围平原地区(《禹贡》记载)，“云土作义”，“作义”即耕种的意思。到那里，两岸平原湿地，都是可耕土地了。禹把这里的土地，划分为“涂泥”(粘质壤土)，田是八等，“用为下中”，田赋是三等(赋上下)。《一统志》载，“常德府，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夷所居”，按晋代郭璞作《雅尔传》谓，“华府东南，龙阳东北”，包括“巴丘湖”，此皆“南沱之云梦”地。由此可见，汉寿地域，在古荆州南沱云梦区即叫“云梦”，屈诗所说：“江南之梦”。另外在屈原涉江中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名句，古今屈赋注家，在注“枉渚”和“辰阳”时，皆注“枉渚”在今常德德山(古名枉人山或枉山)：“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也，而将“辰阳”注为今湖南怀化的辰溪县。

但细思之，便不免生疑：“枉渚”在常德德山，而“辰阳”在怀化辰溪，前者处沅水下游，后者处沅水上游，两地颇为遥远。从地图上看，两地直线距离是180余公里，水路距离则在200公里以上，且沅水上到沅陵前后，古有一系列的险道，如“雷迥难”、“百曳滩”等地段，东汉刘尚、马援征“五溪蛮”，便是在这一带水路受阻而不得前进。战国时的屈子，溯沅而上，何能“朝发”而“夕至”?

楚“辰阳”何在？清《龙阳县志・序》云：“洞庭之西，邑日龙阳，为古辰阳县，盖泽国也。”其《艺文志・沧浪记》又云：“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辰阳正龙(阳)境也。”

龙阳，即今湖南汉寿县，在常德德山之东沅水下游，水路约40公里处。屈子“朝发枉渚”，船颠沅水而下，航行七八十里，正好“夕宿辰阳”(汉寿)。辰阳在汉寿，正合“朝发”而“夕至”的诗意。这一句诗里，明显有“快捷”之意，应指顺水而下，不当谓溯流而上。

战国时期汉寿辰溪都没有置县，辰溪置县是汉高祖二年(前205年)置辰陵县，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才易名辰阳县，离屈原死已480年，屈原在写诗时不困难预知五百年后的辰溪会是辰阳。溆浦置县则更晚，高祖五年置义陵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22年)置溆浦县，离屈原死近900年，可见当年屈原并没有去辰溪，而他去的辰阳是汉寿，而他去的溆浦可能是“汉寿西部山区”有溆水流经的地方。最近汉寿有到沧港地区又新发现一张古沧港图，证明同治年问，有人记载过溆水，明朝人曾之忠也曾咏诗“沅已十三合”，说明汉寿古为水之泽国，之所以名辰阳，亦还是有辰水流过。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中武陵郡名来历时说：”晋太守赵厥问主薄潘京曰：‘贵县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界’《又循汉书・地理志》明载“西汉武陵郡在索县”，这说明古之“辰阳界”，即在索县，汉寿古时叫辰阳界，也远在西汉年前。又《直隶澧州志・建置沿革》中记：“《常志》载：武陵郡初始辰阳，今其(以)村名，以龙阳县。”此与潘京所言相�

《涉江》在“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句之后，又云：“入溆浦余禀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杏以冥冥兮，乃猿穴之所居。”诗中的“溆浦”，古今注家皆云即今怀化溆浦县。其实，这一注说也是有问题的。第一，王逸注云：“溆浦，水名。”萧梁统《文选》五臣注云：“溆亦浦类。”皆未明指何地。《水经注》记序(溆)水，也未如它记辰水时明指为《楚辞》地名。可见，南北朝以前，未有“溆浦”即今昔对比溆浦县地之认识和说法。第二，唐初才始有“溆浦”在今淑浦之说，并以此而于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溆浦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溆浦县，本汉义陵县地，《离骚》云‘人溆浦余禀回兮’即此也。”

二、楚国的崛起及“荆州”、“濮地”开发

综观史书是楚国最早开发了荆州地带(包括濮地在内)，据《常德府志》记载：荆州，“古为蛮夷所居地带”，所为楚之先祖熊绛开垦。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子孙叫鬻熊，鬻熊曾像儿子一样忠心侍奉文王，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处在周成王时代，被封以“子男之田”，(子爵级的田地)，姓华氏，居丹阳，从此开始了对荆山(湖北省南漳县)一带的开发。《左传》记载昭十二年，楚灵王曰：“昔我先祖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可见长江流域最早为楚人开垦，及至周夷王时代，王室衰微，楚国先祖熊渠，得到长江汉水一带老百姓拥戴，乃不听从周室调度，并说：“我夷蛮地，不与中国谥号。”乃自行封其三子为王。“长子康为句檀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到了周历王时代，害怕周历王暴虐，为避免其讨伐，又自动取消了王的称号。当时，汉寿地区(古称云梦)亦在熊渠始封之域内。清魏德绳有文章谓：“余楚人，龙楚地也，幅员广阔，熊渠始封，路居要津”。清同治《龙阳县志》676页。

楚之熊霜时代，熊霜主政六年后卒，三个弟弟，争立为敖(称王前最大的封号)，最后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迫死长弟仲雪，二弟叔堪，为了避祸，乃逃到“濮地”。

熊通时代，熊通弑玢瑁子代立，是为楚武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武王乃请于周王室尊楚，封其为诸侯，但周王室不许，于是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和隋国会盟后离去，楚武王37年，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样把濮地变为了楚国的粮仓，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及可靠后方。这是武王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当时武王有子名瑕，亦随军中

屯垦。而屈瑕是在武王“开濮地”之后，以“莫敖”的身份进入《春秋左传》史册的，说明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就是“开濮地”的时候。按楚国的惯例，武王将屈瑕所“开濮地”封给屈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同时，“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与“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王所“开濮地”。这也进一步说明，楚国的屈地就是指当时的洞庭地区。

古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的祖先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说明屈氏家族是以屈瑕受封屈地区为区。《左传》中记载了两处“屈”地：一是晋国以产名马著称的屈地，二是楚国的屈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楚子使远射城州屈，复茄人焉”。这里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显然是指楚国的“屈”地区，即洞庭地区。

乾隆《岳阳府志》载：“临湘县，古如城，按县志，楚子城州屈以居如人，即此。”这里提到的“如人”，就是《左传》中说的“茄人”。据《楚世家》载：楚平王在“城州屈”的前两年，受到吴国大举进攻，“楚恐，城郢”。所以，“城州屈”就应在“城郢”不远的防止吴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说的“临湘”，正在洞庭地区，也就是屈原说的“州土”地区。这一带，是楚国春秋时代重点移民开发的战略地区，已载入史册的就有，楚文王迂罗人于汩罗，楚庄王迁糜人于梅市。楚平王“城州屈”，就是这种移民开发战略方针的继续，当然也应在这一带。还有，屈原晚年“飞鸟反故乡，狐死必首丘”，“托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汩渊”，就在楚文王迁罗的地区，与楚庄王迁糜的梅市不到50公里，与楚平王“城州屈”的临湘不到100公里，诗人称这一带为“故乡”、“首丘”之地，并在此以身殉国，充分说明这一带是屈原的故乡，是屈氏家庭封地“屈”地区。这也就是说，楚国的“州屈”，就在洞庭地区，就在《远游》说的“南洲”，王逸说的沅湘地区。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证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复隹、宠、长沙，楚之粟也。竞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是当时齐国使者挑起越王进攻楚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长沙等是历来公认《史记》里说的“四邑”，在湖南境内。其中，将“隹”摆在“楚之粟”的首位，说明“隹”就是指墨子中说的“天下富”，历来誉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洞庭地区。先秦越语中，ou与u是读一个音，可以叠韵通假。这里的“隹”与“屈”的通假，实际上就是指“屈”。说明楚国的“屈”就是洞庭地区。这一记载中，提到能使“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的“无假之关”，应是指楚国四邑与首都郢联结的咽喉地区。当时湖南一带与郢联系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屈原作品中，记载诗人来往其间，都是坐船为主，就是证据。因此，这里的“无假之关”，就是指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一带。这一带正是《鄂君启节》中说的“迁江内湘”的地带，正是楚国郢都的粮食、木材供应线的战略要地。如果失守，郢都就可能不战自乱。所以，“吴师居糜”，在此与楚军激战；越王企图进攻楚国，“窥兵通无假之关”，也是指这一带，其原因就在于此。同样，楚武王“开濮而有之”，封屈瑕在该地区；楚文王迁罗，楚庄王迁糜，楚昭王“城糜”也是在这一带，其原因也是如此。当然，“恐吴而城郢”的楚平王迁茄人，“城州屈”的原因更应是如此。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楚平王“城州屈”就在这一带，楚国的屈地就在洞庭地区。有关这点，屈原创作的诗歌中，还为我们提供很多证据。如《招魂》诗，黄露生教授考证该诗是屈原为屈招魂。诗中称屈为“掌楚”，呼唤屈“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楚国历来都是指洞庭地区。屈是楚怀王的大将军，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职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或者说“屈州”就是指洞庭地区。

另据《正义》：“濮在楚西南”，刘伯庄注：“濮地在楚西南”，杜预曰：“建宁郡(宜昌、枝江)南有濮夷。”尤其是《辞源》解释“濮地”在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这已表明是汉寿，因只有汉寿才同时有澧沅二水经过。

三、有不少地下文物证明屈原故乡在汉寿

在汉寿至少发现楚墓1800多座。如此多的墓葬说明，汉寿是楚国的重要家族聚居地。同时发现和挖掘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出土了一把旷世罕见的珍贵铭文“武王之童督”青铜戈。上面的“武王”，应是楚武王而不是秦武王，因为楚武王在世就已称“武王”，秦武王是死后的谥号，不可能死者授人。“童”与“重”相通，是“重大”之意，“督”是统帅、监督之意。此戈意为“武王之大督”，即楚王军队的统督、统帅。可见，“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80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发现，汉寿一带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武王军队统帅、武王开疆略地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的封地，居住这里～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武王之童督”。而“武王之童督”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春秋战国时代，居住汉寿一带的家族，就是屈瑕子孙的屈氏大家族，屈原出生地就在汉寿。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名》中说：“楚武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王逸说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十分肯定，一定有其根据。现在，我们仍可以从《左传》中就有三次专门记载屈瑕以“莫敖”身份统帅楚国军队的征战，其中《桓公十一年》记载屈瑕“败郧于浦骚”，威摄贰、轸、随、绞、州、蓼等六国，“卒盟”。《桓公十二年》记载屈瑕“伐绞”大败之，“楚师分涉于彭”等，可见屈瑕是武王的一名能攻善战的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同时，佐传》还记载了屈瑕伐罗败北而“缢于荒谷”的过程中，着重记述武王夫人邓曼。邓曼深居内宫，本不管国事，却对屈瑕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甚至对屈瑕个性也了如指掌，而且屈瑕出征之后，她敏感地意识到屈瑕必败北。因此，建议武王教育屈瑕“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奠敖以刑”；并要求追回屈瑕，“见莫敖而告诸天下不假易也。“表现了邓曼对屈瑕的期望、培训和所倾注的母爱。还有，屈瑕兵败而“缢于荒谷”，武王却明确表示：“孤之罪也”，承担教子不严的责任，接着又封屈瑕儿子屈重为莫敖，也充分表现武王对屈瑕父子的情意。而且，后来武伐随，死在军中、屈重代表武王，周随“盟”，说明屈重与武王的骨肉关系。关于这点，《史记》也有记载：“屈原者，楚之同姓也”。就是说屈原同楚王共一祖宗，也就是说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武王的儿子，屈原是武王的后代。因此，屈瑕是为武王器重的儿子，是可以肯定屈瑕是“武王之童督”。

屈氏家族从春秋初年到战国末期，一直是活跃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大家族。据《左传》载，仅在春秋时期，就是屈

瑕、屈重、屈到、屈建、屈荡、屈申、屈生等七人先后被封为“莫敖”。其中可考的，屈瑕与屈重，屈到与屈建，屈建与屈荡等都是父子相承。与此同时，别的家族未见一人被封为“莫敖”。此外，《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还记载了屈氏家族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楚国的军政大臣、其中对楚国政局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就有屈完、屈御寇、屈荡、屈朱、屈巫、屈固、屈罢、屈春、屈庐、屈宜臼、屈、屈盖、屈署等。这样，屈氏家族就成为楚国一 一直到战国末期，仍是楚国“三闾”中的一个大家族。《庄子・庚桑楚》在评述楚国昭、屈、景三大家族特点时说：“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这里的“甲氏”，马叙伦考证为屈氏。庄子将屈氏称为甲氏，多少有称第一家族的意思。这里“著封”，就是以受封著称。同时这里的“著封”，还包括“武王之童督”。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是权力和功勋的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是家族的护身符，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童督”青铜戈的出土，既是庄子说的“著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

近年汉寿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官印“郢室畏户之玺”(即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印)。据考证，这可能是掌管此印的执政官从楚国郢都失陷后逃出带回家乡的。此人是屈原家族的重要成员，一说为楚怀王的大将军屈，一说为上柱国屈署，―说为屈瑕。这一印玺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屈氏家族的封地。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屈氏家族的代表。还有根据“楚之法”，楚军统帅战败，必定“身死”，即不是战死，就是自杀，如屈氏家族的屈瑕自杀，屈丐战死，就是如此。据此，在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军白起攻破郢都，作为楚国郢城护卫长官屈氏，当时很可能战死，或自杀。所以，“郢室畏户之玺”，应是屈氏死后遗物，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屈氏的家乡，更说明以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是先秦楚国屈氏家族的封地。因此证实，汉寿既是屈氏的故乡，更是屈原的故乡。

在聂家桥乡开掘的32座古墓中，还发现过一座特大的战国墓葬，南北向，楠木套棺，棺盖极度豪华，这不是一般官员墓葬。同时，又发现了“青钢鹿角纹镜”、“龙风青铜镜”、“摊尸板”等137件古文物，这些古文物只有显赫家族才可能享有的。

随后在汉寿发现了两座珍贵文物“古铙”，即“偏钟”，上有“女丁”突出体，偏钟是古时宫廷高级官员所享用的乐器，分纽钟(定调用)，用钟(演奏用)，偏钟(加大音量)，这正好和屈原诗赋中相同，“叩钟调磬”、“二八接舞”、“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商劳只”、“娱人乱只”相符。

四、有较多的古迹遗存

在汉寿历史上有较多楚国和纪念屈原的古迹遗址：

1、三间大夫祠。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沧港镇，一座在县城南郊，前者为屈原死后二年，楚将庄辛收复了江南五邑，据记载，三间大夫祠起始叫屈原庙，是为屈原招魂，曾在沧港立庙，是《史记・封禅书》载，当时秦曾允许民各自奉祠，后又按秦例改为三间大夫祠。汉寿县郊三闾大夫� 唐代刘禹锡来沧港时曾在《采菱行》中记载见过三闾大夫祠：“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2、东岳庙。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汉寿城郊屈原祠旁，一座在现今沧水发源地东岳庙乡。明《嘉庆常德府志》、清《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龙阳县志》都有记载。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岳为四方诸侯之长”，为避讳和秦始皇的“皇”字相同，本为祭祀东皇的庙改为了东岳庙。东岳庙乡的东岳庙就是秦代和两汉时期承先秦楚国祭祀传统改建，古时有祭坛。汉寿城郊(东岳庙)为东汉时期，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按郊祀之礼建。

3、女庙。据《湘中记》记载，此庙建于南北朝以前，即公元420年前所建，常为各界祭祀女神灵地方。

4、濯缨桥。为屈原放逐到沧港时期所建，建国初期尚存，1964年其桥石被拆除后运往修建电排涵闸去了，但其基石埋没在原桥址地下。原桥址在现沧港镇血防院围墙外西北侧。

5、屈原庙。修建在唐朝以前，庙内立有屈原诗碑，为唐崔礼山撰。

6、沧溪寺。建于东晋，三进大寺，减有屈原庙移过来的唐人诗碑，后进有琴台，屋顶有龙风宝葫芦等装饰，有戏台和舍利塔。民国年问，改寺为庙，后为乡公所占用，还办过国民小学。一尊沧浪娘娘塑像(据传为女)被移到天乙宫。

7、天乙官。是古三莆遗民为成汤天乙而修造的功德祠。后来楚人来屈地中心后，于战国末年在天乙宫内加修一进楚王殿，供奉有楚王和屈原祖先17位屈家名人像，屈原自沉汩置后，屈家后人将屈原像也供此殿，共18位。

8、屈原巷(又称三间巷)。据传是屈原的降生地。他的祖先被封为“莫敖”，率军赴湘沅辰阳邑屯田积粮，其领万余人在沧港安扎寨。于是屈氏在此繁衍生息，后人又称此地为“屈家巷”。屈原逝世后，改称“屈原巷”。

9、清斯亭。在屈原巷旁边的沧浪水出口处，传说屈原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洗东西。因屈原遭贬后住在老家沧浪时，曾逆沧水而土，发现此水源于沧山的清斯湖，故名清斯亭。

10、江潭。在沧浪河下游，离沧港镇西约一华里路。屈原在《渔父》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即指此地。又据《龙阳县志》清人陈一揆在《沧浪记》一文中指出：“江潭之号，咫尺犹存。原之经此与渔父对答，夫何疑之有？”

11、桔洲，离沧港十里许的沅水河中，洲长十里，因满洲植桔树而称桔洲。屈原的“桔颂”就是以桔洲为背景写成的。

此外，还有招屈亭、钓鱼台、七星堆、沧、浪二水等，总共多达十几处。沧港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竟然留下这么多屈原纪念文物。而湖北秭归仅有屈原祠、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几处纪念建筑，其中的一些建筑比沧港的纪念建筑要迟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足以说明屈原的故乡在汉寿。清《同治龙阳(今汉寿)县志》说：“龙阳为灵均(屈原字)落帆之浦”，屈原经沅澧来到汉寿沧浪之水合流之处沧浪港。清代屈学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把各种说法进行比较后说：“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本沧浪水发源地，合流为沧浪之水”；又说：“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如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北，原迂江南，固不能覆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唯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间港、屈原巷，参而覆之，最为有据。”可见龙阳沧浪港(今汉寿沧港)在清代就引起过屈原研究者的重视。

五、有大量屈原诗歌印证

在屈原的诗歌中，也有很多相关证据。如《招魂》诗，有专家考证是屈原为屈招魂。诗中称屈为“掌楚”，呼唤屈“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都是指洞庭湖地区。屈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执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湖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就在长江南的洞庭湖地区。

屈原作品不少描写与汉寿地名有关，如沧浪港(“沧浪之水清兮”)、江潭坪(“溯江潭兮，狂顾南行”)、橘洲(屈原写有《橘颂》)等。有的与汉寿风俗有关，如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更甚”。屈原的作品，对沅湘地带的美景的描写则真实地展示了汉寿的乡土风俗。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寿湖区风俗)，“榄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汉寿一带用蔬草编绳索)，“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汉寿爱种植兰花做药)，“折琼枝以继佩”(汉寿妇女常微戴栀树花)，“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写沅湘地区)，“洞庭波兮木叶下”(写洞庭)，“茺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媛”(写沅澧之间)，“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写汉寿)，“筑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写洞庭)。在屈诗中到处是“极日千里”的“江南梦乡”和描写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

屈原在《离骚》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得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里说的“初服”，王逸在《楚辞章句》注“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可见，“初服”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服饰，这里的“芰荷”、“芙蓉”是诗人用来象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洁”的。这种特殊审美观念，正是当时沅湘地区特有的审美风尚。屈原作品中多次写到这点。如《九歌》中有：“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乘水车兮荷盖”；“荷衣兮蕙带”等。在《招魂》诗中有：“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等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沅湘地区人民对“芰荷”、“芙蓉”的特有的审美情趣，甚至作为服饰、房屋、交通工具、环境等生活各方面美化的内容和根据，她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的表现。因此，我们从诗人的“初服”，可以发现诗人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毗之术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这里说的“修能”，王逸注：“言已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苜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沅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正适合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诗人用这些香木芳草象征高沽，屈原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趣，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结晶。宋代刘次庄《乐府集》中说：“《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 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同时，诗人这里描写的香木花草，还交待各自生长地的特点，如“江离”的“江”，“毗之木兰”的“”，“洲之宿莽”的“洲”。这也告诉我们，诗人“修能”的地区，有“江”，有“”，还有“洲”。这一地貌特点，也正是沅湘地区洞庭湖一带广阔冲积平原上，江河纵横，中间杂夹一些长洲、小山的地貌特点。可见，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修能”是在沅湘地区。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十

一、利用诗词诵读来培养学生的博爱仁慈之心

现在的孩子基本都是独二代，他们衣食无忧，以自己为中心。他们与同学比吃穿用住，毫不顾忌自己父母的辛苦。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往往表现得很冷漠，缺乏爱心。而一个缺乏爱心的人，无疑是可怕的，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孔子 “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儒家的仁爱精神是我们华夏民族得以团结、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仁爱和闵世之心有着充分的体现。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卖炭翁》、《观刈麦》，李绅的《悯农二首》，杜荀鹤《山中寡妇》，皮日休的《橡媪叹》……这些杰出的诗人写了大量闵世爱人、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我们可以在班会课上充分利用这些诗篇，在教学生诵读鉴赏的同时，学习诗人们的仁爱精神，引导他们发掘现实意义，将对古代劳动人民的同情转化为对今天社会上一些弱势群体的同情。

二、培养中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自古以来，以诗言志，就是诗人们的精神寄托，翻开厚厚的唐诗宋词表达积极进取的凌云之志的诗篇比比皆是。在这些诗篇中，有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情霸气：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国安邦之志；有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为民请命，不惜为正义献身的慷慨。此外，唐诗中还有大量的边塞诗，同样洋溢着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如李颀、岑参、王昌龄、高适等边塞诗人，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名篇。每当国际局势动荡变换之时，学生们也很关注，这时候我就叫学生们诵读边塞诗，诗写得慷慨大气，学生读的是豪情满怀。这样的诗歌学得多了，不但可培养中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还可培养他们的阳刚之气。

三、教师要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善于把握教育机会

宿建德江的诗意范文【11篇】 篇十一

关键词： 苏教版必修三《语文》 《离骚》 美政大业

一

江苏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编写组（以下简称编写组）推出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语文》（必修三），节选了屈原《离骚》前二十四句，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它在全诗中具有总纲性质，能具体代表《离骚》的内容和风格。为了指导广大师生解读《离骚》，编写者像对待其他较艰深的课文一样，专门设立了“对话专栏”。所谓对话专栏，就是编写者开辟了一个读者与作者互相对话交流的天地。在对话专栏中，将节选的二十四句分为三个层次，每层都为八句，对每个层次都作了分析与点拨，集中体现了编写者对《离骚》（节选）的基本观点。编写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中却打了折扣，甚至对《离骚》（节选）的解读作了误导。同时，与《离骚》（节选）教材相对应的教学参考书有关资料，基本上是该对话专栏内容的强化。此套教材发行了七年。江苏是教育大省，外省也有不少学校用此教材，毫无疑问，编写者对《离骚》（节选）误导的消极影响较大。因此对《离骚》（节选）的解读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那么，怎样对屈原的《离骚》（节选）进行正确的解读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循鲁迅先生提出的“知人”、“论世”、“顾及全篇”评价作品的原则。具体来说，我们必须抓住《离骚》的主旨与核心美政，即屈原的政治理想，并结合离骚的结构加以剖析。回顾《离骚》的全文：作者首先叙述自己的身世、生辰、担当大任的条件和为王“弃秽改度”、“导夫先路”的决心；其次艺术地再现与党人斗争的经过和悲剧结局；再次通过“四次对话”、“三次神游”，表现屈原斗争失败后上天下地、留楚不能，去楚不忍的极其矛盾而痛苦的心情；最后作者写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懐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美政”，没有人同我一起去实现，我将如殷代的彭咸那样投水而死，以死报国。此是篇末点题，卒章显志。“美政”二字如一轮红日照亮全篇，使全篇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的含义，都找到归宿。从结构上说，当代楚辞研究大家萧兵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中指出：“应该说，《离骚》的艺术构成相当严整，例如开头是追溯自我的诞生，结尾则暗示自己死亡。首尾呼应，浑然天成。”所以，应当从屈原的生平与理想、《离骚》的主旨与结构方面去解读节选部分的《离骚》，否则，就易陷入解读的误区。江苏编写者就是这样。为了具体指出其问题所在，我们按照《离骚》（节选）的三个层次对对话栏的内容依次加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努力挖掘在语言表象下隐藏的伟大灵魂，并以此与江苏编写组诸先生商榷。

二

《离骚》（节选）第一个八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编写组解读道：“开头八句，叙说高贵的出身，降生的祥瑞和美好的名字，表现出高度的庄重自爱。”这样解，未免太不确切，太不了解屈原，甚至歪曲屈原形象了。屈原为什么强调自己是古帝高阳的后代？为什么自报其父的名字？为什么又强调父亲给自己起的是一个嘉名？难道屈原真是为了表现自己“高度的庄重自爱”？非也。因为屈原处于战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非常时期”，但由于楚国昏君当政，小人专权，一直在走下坡路。屈原作为楚王的同宗，楚国的贵族，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不能坐视楚国一天天的衰败，没落乃至灭亡。他说这些表明他不愿做楚国的不肖子孙，挽救楚国的危亡，振兴楚国，实现美政是他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曾经为高校培养楚辞研究人才的专家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中，对这几句做了准确而到位的评点：“初度之美与生辰之吉，一切条件毕具，则使用降字，以比于世之大任，盖当之无愧也。”

《离骚》（节选）第二个八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对前两句编写组解读道：“内美句承上，修能句启下。体现了诗人对自我价值的发现。”这种结论不确切。内美指的什么？即内在的美德；“修能”即美好的才能，这两句是承上面第一个八句而来。如果说第一个八句，通过写出身的高贵、姓名的美好，主要是表现自己具备担当的历史大任的条件，那么这两句则是从“内美”与“修能”两个方面进一步表现自己具备担当历史大任的条件。总之，这里从出身、品德、才能几个方面集中表现自己担当历史大任的条件优势。怎么能说是诗人对自我价值的发现呢？那么美德、才能从哪儿来的呢？屈原深知：“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抽思》）于是，他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就艺术地告诉人们：“内美”与“修能”，是“扈江离”“纫秋兰”博采众长的结果。最后编写组总结道：“以上八句，焦虑之情，忧患之意，溢于言表。”这个结论也不够全面、不够到位。诗人到底焦虑什么，忧患什么，编写者没有说。说这是指“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则较确切。为什么诗人这么说？因为屈原写《离骚》时，正处于“老冉冉其将至”的盛年。即屈原被第一次流放的楚怀王时期，其时四十岁左右，正是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年龄，也是时光稍纵即逝的年龄，所以屈原担心“恐年岁之不吾与”。时间不等人，这就表现诗人对振兴楚国、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决心大显身手、一展其能的迫切心情。那么，当还未被君王任用时怎么办呢，那就“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作者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搴木兰，揽宿莽”，进德修业，时刻为君王召唤，担当大任做准备。这才是正确的理解。

《离骚》（节选）第三个八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编写组解读道：“‘草木’二字总承上文芳香之草类，久固之木类；‘美人’二字，兴中有比，寄意于君。”这是对第三个八句前四句的分析，未必准确。对君“寄意”什么？编写者没说。“日月忽其不远兮，春与秋其代序”，对这两句，编写者更未置一词。日月不停地运行，春与秋互相更替，此两句富有哲学意味，写时光易逝，规律无情，所以才会有下两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想到草木也要凋零，我担心君王也要变老，那么振兴楚国的大业就 对“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这两编写者句评道：“上句词直，下句意婉。”是这样吗？不是。实际上，这两句句式和语气都是一样的。上一句“不抚壮而弃秽兮”前是承下省一个疑问代词“何”字，意为：为什么不趁壮年抛弃秽政？（按：编写者将“弃秽”注为“丢秽恶的行径”，显然指的是君王，当然也通，但笔者以为“秽”解为“秽政”更好，与“美政相对；着眼于国家大政。）为什么不改革这种不善的法度？二者都是用反问句式表示肯定的内容。因此，两句皆“词直”意亦直，写屈原对楚王的规劝：抛弃秽政，改革法度，表现屈原的坦率，对楚王的忠诚和对振兴楚国的设想。屈原早在受到楚怀王信任当左徒时，曾受怀王的委托，起草“宪令”，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于是上官大夫对屈原竭尽谣诼、诬蔑、挑拨离间之能事。于是，不仅使这次变法流产，而且使怀王“怒而疏屈平”（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屈原始终念念不忘变法，于是就在《离骚》中艺术地表现出来了。他以大胆、直率、几乎大逆不道、带有几分责备的口气说：“何不改此度？”这哪儿有一点意婉？对“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两句编者点拨道：“崇仰真理，当仁不让。强烈的道德觉醒。”对此论我更不敢苟同。这两句是崇仰真理吗？非也。当然，不是说这两句与真理毫无关系，而是说这两句主要说的不是真理，更不是讲对真理的态度，而说的是振兴楚国，“弃秽改度”的大业。所谓当仁不让，也应该指此。至于“强烈的道德觉醒”云云，屈原这里讲的是道德吗？不是，更不是道德觉醒，而是表达诗人在未来的实施美政、完成统一的大业过程中，愿为王前驱，冲锋陷阵，充分地显示了诗人的志气、勇气与豪气。屈原这两句诗正如萧兵所分析的：“这虽不是‘神游’、‘飞行’的开始，却反映他对光明对理想、对‘美政’一贯固执的追求，而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相一致。”而江苏编者却说是“道德觉醒”，我觉得江苏编写者这样解读《离骚》太臆说、太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