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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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篇一

关键词：语料库；希尔顿；英文官网；汉译；词汇；句法；对比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25

1 对比语言学理论简述

对比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即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比两种语言的异同。对比可以在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层次进行，也可以从语言的文化、心理、民族角度进行对比研究，还有人对不同语言的标点符号系统进行对比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比语言学越来越得到各国科学家和学者的重视。

英语中contrastive analysis，contrastive studies和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三个名称经常相互替代使用。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个名称的含义基本一样，但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更正规的名称。contrastive analysis这一术语使用时间比较早，是从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的研究中产生的，它是语言分析的一种方法，较多地指应用性对比研究，而contrastive studies则兼含具体的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研究。

2 译前准备

2.1 翻译文本分析

本文的翻译及分析涉及到希尔顿英文官网中四个板块的内容，分别是Homepage；“About us”、“Development”和“Brand Portfolio”。

企业英文网站的内容属于信息型文本，主要目的是将企业信息传递给浏览者。艺术效果在于要有吸引性，激起浏览者兴趣。

英语与汉语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分别为综合语与分析语，聚集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等方面。

企业网站主要由内容和设计两大部分构成。网站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的特征信息、客户支持、金融信息、就业机会和社会问题等。在此情境中，网站上的内容有助于企业塑造公众形象，并与客户建立联系。而企业网站的设计则包括“外观”、“导航”、“安全”、“速度”和“追踪”等元素。

网站若以文字形式为基础，其网站内容的翻译对跨文化交流影响最大。然而，若网站包含了声音、图像和视频等内容，网站建设还应考虑颜色、内涵、排版、动画、声音及其他与文化相关的因素。另外，企业网站的文化特征受较多方面的影响，如国家文化、企业文化、产品特征以及多媒体技术等。

2.2 希尔顿企业背景知识分析

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HI），为总部设于英国的希尔顿集团公司旗下分支，以及与总部设在北美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合资经营的、分布在12个国家中的18间“康拉德”（亦称“港丽”）酒店总称。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经营管理着403间酒店，包括261间希尔顿酒店，142间面向中端市场的“斯堪的克”酒店。它与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组合的全球营销联盟，令世界范围内双方旗下的酒店总数超过了2700间，其中500多间酒店共同使用希尔顿的品牌。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在全球80个国家内有着逾71000名雇员。

希尔顿经营旅馆业的座右铭是：“你今天对客人微笑了吗？”

通过笔者的研究，发现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牢牢确立自己的企业理念，并把这个理念上升为品牌文化，贯彻到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和行为之中，饭店创造“宾至如归”的文化氛围，注重企业员工礼仪的培养，并通过服务人员的“微笑服务”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希尔顿的企业文化。

近期，酒店权威杂志――美国《HOTELS》公布2014年度“全球酒店集团325强”的排名，洲际近年来的榜首位置不保，被去年的第二名希尔顿全球赶超，变为第三名，万豪摘得榜眼位置。希尔顿全球位居2014年度“全球酒店集团325强”首位。因此选取希尔顿英文官网进行汉译及分析，这对于推进中国本土酒店“走出去”战略是十分典型且必要的。

3 译中分析

3.1 词汇和短语的翻译

3.1.1 范畴词翻译

翻译策略中提到，英译汉时常省略范畴词；反之汉译英时常常添加范畴词。当然这是大多数情况，也存在特殊情况，见下例：

Architecture & Construction

Tap into our team of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for design consultation， site reviews， contractor referrals， and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自译：建筑与施工。

充分利用我们的专业施工团队提供的设计咨询、实地审查、承包商推荐和施工监控等。

参译：建筑与施工。

充分利用我们的专业施工团队提供的设计咨询、现场审核、承包商推荐和施工监控等服务。

分析：“设计咨询”、“实地审查”、“承包商推荐”和“施工监控”这些都是希尔顿专业施工团队提供的服务，故“服务”这个范畴词不能省，应该添加到译文中。

3.1.2 四字词语

四字词语的翻译一直是英汉翻译讨论的重点。英语中独特的形容词可以译成汉语四字词语，这样既符合译入语习惯，又使得语言工整有气势。

例1：

We have more than 48 million members in our awardCwinning customer loyalty program，Hilton HHonors.

自译：

我们的成功的客户忠诚计划―希尔顿荣誉客会，目前已拥有4800多万荣誉会员。

参译：

而且我们屡获殊荣的顾客忠诚计划――希尔顿荣誉客会目前拥有约4600万名会员。

分析：

Winning参译译为“屡获殊荣的”，四字词语，正式又有气势，而且表达出来该计划经常获奖的含义。

例2：

Our system. Your success.

The Hilton Worldwide Performance Advantage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work together to drive increased business and keep costs down， without compromising quality. Together， these seven services provide access to the latest tools， technologies， forward-thinking strategies，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industry to create an unrival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自译：

我们的系统造就您的成功。

希尔顿全球酒店管理集团绩效优势是一套综合系统。该系统将创新型解决方式和先进技术相结合来提高业务量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当然，前提是保证质量不打折扣。七大项服务相结合，为您提供最先进的科技及工具、有远见的思想策略和业内最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打造出无敌的竞争优势。

参译：

我们的系统造就您的成功。

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绩效优势是一套综合系统，该系统利用创新解决方案和先进技术来提高业务量并降低成本，并同时保证质量不受影响。这七项服务相辅相成，为您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工具、高瞻远瞩的出色战略、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人才以打造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

分析：

这段文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四字词语的使用。如文章中“相辅相成”、“高瞻远瞩”和“无可匹敌”这四个词语。参译运用四字词语去处理相当棒，工整有气势，又凸显了译入语优点。

例3：

About Hilton Grand Vacations

Hilton Grand Vacations is an innovative， flexible， global club program that sets the stage for a lifetime of unforgettable travels. From residential-style resort accommodations to exclusive travel advantages， Hilton Grand Vacations offers unparalleled Club membership privileges.

自译：

关于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

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是一项新颖灵活的全球性俱乐部计划。该俱乐部为打造一生难忘的旅行提供了舞台。从家具住宅风格的度假村住宿，到奢华独享的旅行优势，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为您提供举世无双的会员尊贵特权。

参译：关于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

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是一项创新独特、方便灵活的全球性俱乐部计划，可为打造终生难忘的精彩旅行提供不可多得的迷人舞台。从住宅风格的度假村住宿，到奢华独享的旅行优势，希尔顿分时度假俱乐部可为俱乐部会员提供诸多无与伦比的尊贵特权。

分析：

如橙色字所示，该段翻译主要体现的是形容词译成四字词语。四字词语语言上有气势，内容上更完整，同时凸显译入语优点。

3.1.3 词性转换

例1：

Owner Information

Our Owner Services group is dedicated to recognizing， reward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you. Your satisfaction is our top priority.

自译：

业主信息。

我们的业主服务团队始终致力于对您的认可、奖励和交流事宜。

让您满意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参译：

业主信息。

我们的业主服务团队专门负责与您的认可、奖励和沟通有关的事宜。

您的满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分析：

recognizing，reward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这里用运用变译手法，灵活地进行词性转换，将英语动词转化为汉语名词。

例2：

Our Properties

We have thousands of properties already in operation and hundreds in development. See where each Hilton Worldwide brand is across the globe.

自译：

酒店规模。

目前我们运营着数以千计的优质酒店，另外有数百家酒店正在开发建设。欢迎查看希尔顿全球集团品牌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

参译：

我们已运营有数以千计的卓越酒店，还有数百家酒店正在开发之中。查看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各品牌在全球各地的分布情况。

分析：

across the globe

自译和参译都注意到了词性转换的问题。将英语的动词“across”转换为汉语名词“分布情况”，使得译文更加流畅，符合汉语习惯。

例3：

Brand Portfolio板块

Brand Portfolio Home

Brands to fit every lifestyle and occasion.

From the pinnacle of luxury to comfortable extended-stay suites and affordable focused-service hotels， our twelve world-class brands delight our guests and reward our partners. And they're all supported by our best-in-class revenue delivery and customer service programs.

自译：我们的品牌可以满足每一种生活方式和场合需要。

从顶级豪华套间到舒适的可以长期住宿的套房和经济实惠的精选服务式酒店，我们的十二大世界级品牌不仅为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体验，同时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最丰厚的回报。所有的品牌都得到我们的一流收入交付和客户服务计划的大力支持。

参译：这些卓越品牌可充分满足各种生活方式和活动需求。

从无与伦比的顶级奢华住宿，到舒适惬意的长期住宿套房和经济实惠的专注式服务酒店，我们的十一大一流品牌可在为宾客提供满意住宿体验的同时，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丰厚回报。所有品牌均得到我们一流的收入交付和客户服务计划的大力支持。

分析：

delight our guests and reward our partners.

运用词性转换策略。将抽象的英语的动词转换为具体的汉语名词。如果译成“使我们的客户愉悦并使我们的伙伴得到奖励”则句子语义嗦不清，也不符合汉语习惯。

3.2 长句翻译

如下例：

Hilton Performance Advantage Services

希尔顿绩效优势服务。

Hilton HHonorsTM

Hilton HHonors is the award-winning guest-loyalty program for Hilton Worldwide's ten distinct hotel brands， honoring its 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members by allowing them to turn points into experiences worth sharing.

自译：

希尔顿荣誉客会。

希尔顿荣誉客会是一项屡获殊荣的客户忠诚计划。该计划为希尔顿全球酒店管理集团旗下十大卓越品牌量身定制，通过将积分转化为值得分享的旅行体验为近四千万会员提供丰厚奖励。

参译：

希尔顿荣誉客会（Hilton HHonorsTM） 。

希尔顿荣誉客会是由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专为旗下十大卓越酒店品牌设立的屡获大奖的客户忠诚计划，通过将积分转化为值得分享的精彩体验为近四千万会员提供丰厚奖励。

分析：

该句为长句翻译。关于希尔顿荣誉客会，整个描述是一个长句，中间用一个逗号连接。参译没有改变形式，也翻译成了一句话。笔者翻译时则运用了拆分的方法，将长句翻译为三个短句。这也是翻译中变译策略的一种体现。

3.3 语篇分析以及其他翻译问题

语篇分析：希尔顿中英文官网各个板块基本是一一对应的，一段英文对应一段中文。没有很明显的语篇结构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官网中有些板块的内容没有相应的中文。比如“American Millitary”这一板块，可能是涉及到敏感内容，美国军队的相关内容很敏感，涉及到一个国家军事安全性，所以这一部分的英文官网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另外，关于数字的翻译。汉语官网中出现了很多的数字误译，经考虑应该是中文官网的更新速度过慢导致的。这对其他外国企业中文官网的建设是一大提醒，应及时更新译入语官网的内容。

4 结论

从对比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对希尔顿英文官网进行试译，并将译文与网站参译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词汇和句法角度发现一些问题，并用适当的翻译策略解决。希望能给企业中文官网汉的建设供一些借鉴意义，提升我国企业产品和文化上的外宣效果，使企业文化，中国企业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崔启亮。高校MTI翻译与本地化课程教学实践[J].中国翻译，2012，（1）.

[2]卢小军。中美网站企业概况的文本对比与外宣英译[J].中国翻译，2012，（1）.

[3]谭载喜。文化对比与翻译[J].中国翻译，2005，（1）.

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篇二

在通常的语境里，宪法的基本使命是保障人权、控制公权，其文本安排也紧紧围绕这两个不变的宪法主题。这种基于自由宪法价值定位，也就成了批评中国宪法文本及其实践的重要尺度。但是，一如费正清先生所说，所有试图了解中国政治的努力，都因一基本过失而屡遭挫折： 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政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中国行政管理人员和思想理论家所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美国人所追求的迥然不同 。今天，在汉语里被称作宪法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是基于那样的西方化想象。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颇具慧眼，他说，若依卢梭《民约论》，谓西国政治权之理论来源为由于民众之契约，则中国传统政权之理论来源乃在于民众之信托。若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

换言之，如果近现代西方政治及其宪法设计是建立在对权力的防御和警惕基础上的，那么，中国的政治和宪法安排则是建立在上本天道、下符民心的对政权的信托基础上的。宪法的意义不是防御或控权而是团结一心共同奔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因之，中国宪法的核心追求是集体的光荣而非个体的自由，而光荣又只能循着团结的路径才能达到。所以，本文无意回答宪法应该是什么？或者宪法一般意义上何指？的问题，而是在尊重1982 年宪法文本的基础上，在事实层面上去解释它。虽然，解释本身就是对文本意义的某种操纵。但笔者还是试着尽可能从中国宪法的实然而不是许多人心中沉潜的宪法的应然去理解它。笔者相信，依据这样的实然也许才可能对中国的宪法文本有一个确当的理解，而不是西方话语在中国的凭空想象。如果说我们的宪法是有中国特色的，那么笔者认为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宪法体现了对团结的持续而全面的强调。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团结精神。即使宪法与时俱进地注入法治、人权这样的元素，那也就是团结的必要修饰和丰满而已。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的话，这个总章程就是一个团结宪章。

二、团结的语词及其一般视域

( 一) 团结的语词

团结属于并列式中文语词，由团和结两个汉字构成。团指一定的聚集，围绕，意味着紧密。结有牢固之意，如，结实，也有连接、联合之意，意味着基于某一目的牢固联合。汉语词典对团结的解释是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在线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通常指在同一目标下，人们互相支持、帮助，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康熙字典》中也引用张衡《思赋》中的话语，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来解释团结的意义。德国学者伽达默尔对德语的团结一词有过不错的词源学分析，当我们谈到团结( solidarisch)时，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solidarisch 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Solidum( 坚实，固定) ，Solidum 在另一个词Sold( 报酬，钱) 也扮演着某种角色。

Solidum 的意思是： Sold 不能作为伪币，它必须是真正的钱。作为一个词来讲，Sold 在意思上必须同时兼顾真实与可靠。团结要依赖于人们的真心，没有真心的相互对待，团结就是不可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团结有内部和睦友好( harmony、friendship) 之意，它建立在我们之间情感认同基础上。团结需要这样的情感的根基。团结还有协调一致之意。大卫霍林格认为团结是一种有意联合( willed affiliation) 的经验。英文的团结solidarity，在罗蒂的哲学中，强调的就是协同性。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渴望客观性并非渴望逃避本身社会的限制，而只不过是渴望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渴望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范围。 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为了团结则每个人( 或群体) 都必须有所舍弃，在这个基础上更大范围的团结才成其为一种可能。此外，团结还可能因为我们有着一个集体的美好目标，这是我们共同利益或价值之所系。团结需要这样的利益的纽带。

三、未来的挑战( 代结语)

早在1939 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写道：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被置于三大法宝之首，可见作为团结象征的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团结可以带来和平。阿奎那说，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 或者说得更简单些，在于和平。 强调团结，组织高度统一的政体，有利于消除那些可能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从而促进和平。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的分裂、一盘散沙而带来的战乱之苦中得到验证。其次，团结也可以满足对效率的追求。只有高度的团结才可能形成高效率，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中，民主固然不可或缺但集中是不可偏废的，领导者始终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与效率的极端重要性，虽然有时我们也重视在规定范围内的分散和基层的积极性 ，但它必须是规定范围内的分散。再次，团结还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由于在公元前221 年前非常缺乏统一，统一便成为这以后的中国政治所追求的至善。唐统治下的统一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这时中世纪的欧洲落在它后面。这以后，中国的统一的理想得到强有力的再肯定。再没有产生疑问。

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篇三

关键词：文化教学；主题；团队合作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10―0052―02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现状

“文化”是一个极其宽泛，似乎可以涵盖一切的抽象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Kroeber.A.L.& Kluckhohn.C.1952）从164种不同的定义中整理、归纳出下面的定义：“文化是借助符号获得有关交流的各种明确的和模糊的行为模式，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成果，包括物化的成果。文化的核心是传统观念（即经由历史的演变和选择留下来的观念），尤其是附属于观念的价值。”由此可见，文化学习的实质是培养、形成某种行为模式，而文化教学对学生未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比语言学习更深远。

然而，对大多数英语学习者而言，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语言本身，如词汇、句法、结构。其原因是文化教学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面向21世纪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仔细阅读后，我们会感觉到人文素质的培养是从属于语言教学的，似乎学生在具备了语言应用能力之后，人文素养也会随之提高。

另外，文化教学的内容、目标都取决于任课教师。目前没有统一的关于文化教学的目标和方针来指导教师哪些方面的文化是学生必须要了解的。教师只是根据个人喜好输入一些文化背景，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同时增强他们对文化的感悟力。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文化教学虽然不会贻害学生，但不免会缺乏前瞻性。

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化教学，以怎样的方式、用什么内容、深度进行文化教学是教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教师间的团队合作是有利于学生和教师发展的“双赢”之选。

二、文化教学中的团队合作

1.形成“小团队”的条件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G・米勒阐述了“魔数之七”，他指出大多数人一次短期记忆的数量是7±2个独立的块（Chunk），这一原理后来被普遍应用于信息加工心理学，研究大脑对信息加工的广度。构建团队的过程也借鉴这一理论来控制团队的规模，使其能高效、科学协调运作。因此，形成5～7人的“小团队”较科学，更符合人体大脑的运转机制。

在确定了人数的前提下，“小团队”的形成首要考虑的是自愿和协作。因为长期以来同一教研室的教师或是各自为战，面对各自的学生；或是因为之间存在竞争，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缺乏交流与合作。这种状况导致团队虚化，从根本上阻碍了真正意义上团队的形成。同时，“小团队”也要有主导人物，起到组织、布置和协调工作的作用。主导人物的核心凝聚力和在小范围内的学术能力关系到“小团队”的活力。

2.“小团队”在“主题导入”上的合作实践

每位英语教师在引入新主题时，都会通过介绍背景知识、引入相关内容或图片来激发学生对主题和内容的兴趣，同时使学生具备足够的知识来理解要学的内容。

首先，在合作中，团队成员要介(）绍各自导入的方法。例如，在处理“文化象征”的主题时，团队成员以“说课”的形式，介绍各自主题导入的切入点。有的教师的切入点是美国文化，引导学生了解更多的典型美国文化，如KFC，NBA和棒球等；有的切入点是从美国文化引出中国文化的特征，让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归类，产生自豪感；而有的是进行中美文化对比与融合的探讨。这样的经验介绍，不仅使任课教师思路更简明、清晰，也开阔了大家的教学思路。

其次，在主题导入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工从整体上保证了足够的导入信息量可供教师选择，而不是只局限于自己既定的模式和知识范围。例如，在处理“英语学习”的主题时，有的教师会专注于寻找与主题相关的音频和视频；有的则会挖掘本学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使教师和学生提供有效利用身边的免费资源，延伸第二课堂的学习。

在团队合作基础上的主题导入，使文化教学的角度更宽泛，内容更丰富，更大程度上做到了“集思广益”。这不仅便于教师从中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内容，也拓展了教师的思路，从根本上说，更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与表达。

3.“小团队”在词汇、段落文化教学中的合作实践

除了“主题导入”中的文化教学，文化教学更应该贯穿于词汇和课文内容的教学过程，因为学生学习的主体内容是课本中的课文和词汇。因此，“小团队”在这方面的合作实践是团队合作的新阶段。

首先，团队成员仍然要“集思广益”，集体讨论确定词汇教学和课文教学中合作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发挥团队核心人物的组织、协调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每单元开始之前，确定词汇教学中要精讲的内容和数量；确定文章结构分析和段落教学的重点。

其次，共享教学过程中的思路、方法和内容。团队成员将自己的教学思路、方法和内容以教学讲义的形式书面化，以文档的形式存在公共邮箱中，供团队成员参考。书面化的优势不仅在于节约时间，而且在于清晰地呈现了教学思路、内容和方法。从不同的教学讲义可以看出不同的教师在处理词汇、段落时使用的不同方法。例如，在处理段落时，有的教师采用的是先“扫雷”后“行进”的办法，首先解决段落中难点短语，然后处理段落；而有的教师则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先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判断是否需要“扫雷”，然后处理的办法。不同的思路可以运用到不同类型的段落分析中，这不仅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思路，也使课堂上的教学方法多样化，有利于学生思路的转化。

另外，团队合作使教学活动更有机地与理论相结合。由于团队的分工协作，使得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深入教学活动背后的内容挖掘，使我们的教学更科学、更自信。例如，将难句的翻译上升到英汉两种语言句式结构差异中，学生自然能体会到英文“葡萄式”和汉语“竹节式”的差别。学生对长句的把握就是找不同层次的“分支”和分支上的“葡萄”；对长句的翻译就是找“节点”，然后打断，翻译成短句。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适用于任何难句的分析和翻译，也使文化差异融入了日常教学。

三、结语

在大学英语学习阶段，文化教学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显现。这不仅提高了知识的趣味性，也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使他们在学习、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也发扬和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一过程中的团队合作，不仅有利于教师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也使教学工作融入到更广阔、更有利于学生认识发展的空间。因此，值得教师们为此加强合作，提升自己，服务学生。

[参考文献]

[1]李江林。高校教学团队构建的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2]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张彩云。高校教学团队的概念与特征研究综述[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10（07）.

[4]张红玲。以跨文化教育为导向的外语教学：历史、现状与未来[J].外语界，2012（02）.

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篇四

一、语言结构的差异和思维方式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或者说，是人类认知现实的编码体系。这里涉及到现实、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三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三方面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

公式两端的两个“现实”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存在，它的性质和规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现实”体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已能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语言·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桥梁，这里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实现对现实的认知。语言规律是思维方式、思维规律的体现，语言结构的差异必然会给思维方式、思维规律带来深刻的影响。洪堡特(1836)说“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这一论断抓住了两者关系的核心，说明不同的语言体现不同的世界观，反映认识现实的不同思维方式。后来的新洪堡特学派如魏斯格贝尔(L.Weisgerber)等根据洪堡特的论断又进一步提出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认为它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语言学意义、文化史的意义甚至美学意义和法学意义，“假如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主观性就会一成不变地固定认识客观现实的途径。语言一多就防止了这种危险：语言多，就等于实现人类言语能力的途径多，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多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语言就以其世界观的丰富多样同唯一的一种语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P337)。确实，每一种语言表述客观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各有它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基本思路与此一致，核心的意思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结构的差异决定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语和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人们自然可以由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两种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不同，而体现思维方式、思维规律的语法理论也应该有原则的差异，不能“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的弊端就在于此，在“语言共性”的掩饰下把印欧语的语法理论看成为“唯一可能的方法”，百年来始终对它“跟着转”。要改变这种思路，当前首先要弄清楚汉语社团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它可能对科学研究方法论带来的影响。

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往的语言理论研究（包括笔者本人）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强调思维的全人类性和语言的民族性。这个论断是不确切的。有全人类性特点的是思维能力，指的是不同民族都有认识现实规律的能力，某些民族呈现出来的某些“落后”的状态，那只是它们因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而没有充分发展它们的思维潜力而已。思维方式是实现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与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呈现出其特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它的哲学理论反映出来，因而不同语言社团思维方式的差异自然会与不同的哲学理论相联系。冯友兰(1947,30-33,378-380,392-393)曾对中西哲学的差异及其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影响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认为这种差异大致表现在：第一，概念形成的途径，中国哲学是用直觉的方法获得的，而西方哲学是用假设的方法获得的。(P30-33)第二，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的西方哲学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使用的语言严密而明确，发展出数学和数理推理等自然科学；而中国的哲学以“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不用演绎推理的概念，而使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言简意丰。(P378-380)第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反映，西方哲学用“正”的方法，用演绎推理“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正好相反，用的是“负”的方法，“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P392-393)这三点概括了两个不同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给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带来的影响。

这是哲学家比较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之后得出来的结论。由于它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林语堂是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深通中西文化之真谛。他“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也得出了与冯友兰相似的结论：“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关键，就是直觉与推理之不同。直觉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因这思想法之不同乃使中西哲学走入不同的趋向。要明白中西哲学思想之精奥，必先明白这思想法之不同，然后可得平衡之论而明白其利弊”，“这思想法之不同，简单地讲，可以说是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之不同。逻辑是分析的、割裂的、抽象的；直觉是综合的、统观的、象征的、具体的。逻辑是推论的，直觉是妙悟的、体会出来的”，“所谓直觉，常为人所误会。直觉并非凭空武断，乃其精微之至，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直觉不是没有条理，是不为片面分析的条理所蔽，而能通观全局，独下论断”。(P78、81-82)林语堂在其文集的序言中还特别强调，这是他“一贯的中心思想”。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都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体悟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是：西方重逻辑推理、重演绎论证，中方重直觉、重比喻例证式的体悟和妙悟。

推理和直觉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推理式的思维以假设形成的概念为基础，从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用演绎论证的方法表述这一推理的过程。三段论是这种推理式思维的典型表现形式。判断是肯定或否定事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形式逻辑用一个命题表达出来，如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是B”。A和B在逻辑上是一种种与属的关系，或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例如“松（树）是树”，“王楠是乒乓球运动员”，“松（树）”是“树”这个“种”下的一个“属”，“王楠”是“乒乓球运动员”这个上位概念中的一个下位概念。概念、判断和推理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形式，其特点是在外延上相互有种属关系的概念之间进行演绎论证。汉语社团的直觉性的思维方式与此有异，它是用联想、体悟的方式挖掘并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家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P15-17)如何进行直觉性的“比喻例证”？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在两类外延上毫无联系的事物之间通过“悟”的办法进行“比喻例证”，传统称之为“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这里包含中国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两个重要环节：“取象”和“尽意”，前者讲的大致是如何将客观的存在转化为主观的认识，“比类取象”；后者是对“象”的阐释，讲的大致是如何将主观对客观的规律性认识表述出来，使之变成人们的共同知识，其实现的办法是“援物比类”，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用具体的、人们容易理解的现象去比喻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如果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做参照点，这种“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比喻例证既像判断，又像推理，但既不是判断，也不是推理，相互间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什么是“比类”？通俗地说，就是联想，就是比喻例证，相当于林语堂所说的“直觉”、“妙悟”、“体悟”，通过事物间的横向比喻来解决“取象”和“尽意”两个问题。这种“比喻例证”的思维方式，过去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这里暂且名之为“两点论”，因为它是在外延上没有联系的两个“点”之间建立起联想的关系，借此喻彼，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如用公式表示，可表之以“A犹如B”。这种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辩证思维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推理式的思维以“A是B”的命题为中介进行演绎论证，而比喻例证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缺乏严格的“A是B”的结构，而以“A犹如B”那样的公式进行“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这两个公式有很大的区别。第一，“A是B”中的A与B必须是同质的(homogeneous)，由“是”表达（请比较“王楠是乒乓球运动员”），而“A犹如B”中的A与B不受同质、异质的(heterogeneous)的限制，只要说话人能在两个“点”之间通过体悟、妙悟的方法建立起联想关系，就能用比喻例证的方法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解。例如“形”与“神”，范缜的《神灭论》比之以“刃”与“利（锋利）”，说：“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里的“形”与“刃”、“神”与“利（锋利）”，就客观现象的性质来说，它们不属于同类性质的现象，相互间没有什么联系，但说话人可以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比喻例证，说明“形”与“神”的关系。这是比喻例证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与推理式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第二，“A是B”的A与B是概念体系上的一种“种”与“属”，相互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而“A犹如B”的A与B不必局限于事物之间的种属关系（试比较上述的“形”与“刃”、“神”与“利”），也不一定是对某种特定外延的事物的性质进行抽象和判断，而完全是通过直觉的妙悟、体悟的方法，在横向的联想和比喻例证中表达对事物性质、特点的认识。第三，“A是B”的推理式思维方式的基本单位有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级，所涉及的内容相互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人们只能根据客观事物间的这种上下位概念的内在联系进行演绎论证，主观性因素无法参与推理式思维的过程，而“A犹如B”的两点论思维方式的第一级单位是概念，这与印欧语社团没有什么差异，但没有由此形成和判断、推理相对应的思维单位，一切通过说话人的比喻例证以B喻A，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去“悟”、去“尽意”，说话人的主观性因素直接参与这种“悟”的过程。这三方面区别的核心，就是：“A是B”是客观的论证，演绎“是”的必然性，而“A犹如B”的“犹如”说的是可能性，在若干种可能的联系中选择其中的一种，突出主观性的例证。在思维过程中强调的是客观还是主观，这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集中表现。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法研究的方法

中西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扎根于语言结构的差异，而由此形成的思维理论则又成为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印欧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总的特点是，印欧语突出以形态变化为标志的形式语法，而汉语突出的是语义，因而我们将印欧语称为形态型语言，将汉语称为语义型语言。两种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与这种不同类型的语法结构相联系。

推理式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们在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对应性单位，即概念对应于词，判断对应于句子，推理则由相关句子组成的句群表达。句法结构大致对应于概念和判断，而推理则与语用相联系。印欧语社团的“A是B”的公式代表一个命题（判断），表达两个概念间的关系，印欧语的语法理论大体上就是在这一命题公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导源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亚里斯多德把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的核心是实体(substance)，其他的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　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　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横行是A、B的二分，纵行是内在的对应和依次的实现关系：实体在判断中实现为主词，在语法中实现为主语，而主语由体词或名词实现，与偶有性相关的各个单位的关系同此。词类的划分与它们和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已可以在这里见封端倪。传统的语法理论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框架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说语法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最初的语法理论就是由哲学家建立起来的，用来解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种理论的结构框架和诸如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哲学家抓住了印欧语结构的本质特征。“A是B”公式的核心是“是”，表明A与B的同质性，这个“是”在语法结构上的反映就是主谓语之间的一致关系。以这一“是”为基础而形成的语法结构的特点是合二而一：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主谓结构框架的语法结构成分形成有规律的对应，即词类的划分和句法结构的成分这二轨合二而一；主语和谓语通过一致关系而突出相互间的“是”的关系。这里的重点是合二而一的“合”，而主谓语之间的一致关系就是统率整个“合”的语法结构规则的“纲”。

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我们表之以“A犹如B”。A与B这两个“点”之间的联系不是靠逻辑的判断和推理，而是靠联想，在“犹如”上进行比喻例证，缺乏与印欧语社团的判断和推理等价的思维形式。哲学家早就对此进行过讨论。张东荪联系汉语的结构，认为由于汉语的主语(subject)和谓语(predicate)的分别极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谓语亦不成立”，“没有tense与mood等语格”，“因此遂致没有逻辑上的‘辞句’（preposition，命题，判断——笔者）”。(P89-99)没有判断和推理，汉语社团如何运用“A犹如B”的公式进行思维？简单地说，就是以A为参照点，找出与此点相联系的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体悟它们的性质和特点，以已知求未知，我们下面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和体悟A和B的性质与特点”这一方法去分析“A犹如B”的结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同于印欧语社团的推理式思维，因而与思维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结构自然也会与印欧语有原则的区别。

概念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单位，它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就是字。由于汉语社团和印欧语社团的概念形成途径有直觉和假设的区别，因而字和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虽然相同，都表达概念，但结构上相互间却有很大的差异，用赵元任(1975)的话来说，就是词(word)“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根据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P241、246、248)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与词既然“连近于相同也谈上”，因而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汉语各个层级的结构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于印欧语的特点；而就语法结构来说，就是以字为基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文心雕龙》）。与字不同于word（词）一样，汉语的这个“句”也不同于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sentence（句）。印欧语sentence的概念很明确，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汉语“句”的概念很模糊，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找一段没有标点的文字让十个人标点找句子，很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样，找出来的句子不会完全相同。由此，传统有所谓句与读（dòu）之分，现代有所谓语气句和语意句之别（参看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因而汉语也没有与印欧语sentence相当的结构单位。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两个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不一样，“A犹如B”的两点论思维方式中没有严格的与判断、推理相对应的结构单位，其语句的结构形式及其性质、特点自然不可能与以“A是B”的公式为基础的sentence一样。这决定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以字为基础，一层层扩展，生成语句，没有如印欧语那样的词类划分与“主语—谓语”结构框架的二轨合一的要求。《马氏文通》以后，汉语语法研究为什么始终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以及它们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原因就在于两种语言的语法理论基础有原则的差异。

如何以“A犹如B”的思维方式为基础，运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与特点”，展开语句结构的研究？这方面，汉语确实如吕叔湘所说，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人们不大清楚这种“借助“的规律，但不能由此否定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这种“A借助于B……”的实践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传统的对对子或对仗，公园、寺院、道观、游览胜地等处的大门两侧和廊柱上的楹联就是汉语“A借助于B……”的语法结构的典型实践和样品，凝聚了汉语社团的“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与特点”的思维方式的精华。传统的语文教学为什么从《声律启蒙》一类的读物开始？目的也是让人们熟读牢记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这样的口诀，以此进行语法操作的训练，使人们能从中“体悟”，“A借助于B……”的方式、方法的精神。这种对仗所透视出来的成句条件就是一个“对”字，两两相对才成句，并且还集语音、语义、语汇、语法于一身，不是单纯的语法结构。这种“句”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非线性，即A根据时间顺序原则生成的组字成句的线性结构规则还需要将其中每一个结构位置上的结构单位，根据声调的平仄、语义的对称性、功能的相似性和结构规则的一致性投射于B，生成一个新的结构，相互对称，不然它就难以独立成句。第二，它以声律为框架，在平仄有规律地交替使用中讲求平仄相对、字义相对、字义关系的结构规则相对，形成一种对称性、综合性的结构。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推敲，因为这种楹联式的结构不见于先秦，盛行和完善于中世纪的诗律与相关的文体，衰落于近现代。这说明它与汉语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的定型、演变有关。第三，它以奇求偶，形成二向对立，凸显主观性因素的参与，借联寓意。这三点是对隐含于线性结构中的“A借助于B……”方法的升华和再创造。为什么说楹联式的结构凝聚了汉语社团两点论思维方式的精华？那是由于其他文体的行文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律诗中的对仗、散文的对称排比句等，但都没有楹联那样集中、典型。这里不妨引述一段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资比较：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齐，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乡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都是上下旬相依对称，语义相互衬托，楹联只是这种结构精神的凝聚和升华。这种结构的基本精神是以A求B，突出语意的主观性创造。人们可能会说：这是语用，不是语法。不能说这一说法没有道理，但问题是汉语根本没有像印欧语那样与判断相联系的句子，比喻例证式行文的语法规则和语用规则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作严格的区分。汉语中“句子”这一概念含义之所以模糊，原因也在于此。这是汉语结构的特点，不能用印欧语语法理论来衡量汉语语法结构的短长。总之，上述结构中的线性与非线性、连续与非连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汉语理论研究的一个有待开发的重要领域。

汉语社团两点论的思维方式使“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和特点”成为汉语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这里的A与B是指各结构层的结构单位，可以是声、韵、调、字素、字、字组、语块、读（小句）、句以及各层结构单位之间的关系，而楹联式的对仗只是由声律控制的“A借助于B……”方法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而已。由于语言的发展，声调系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分化，或合并，因而以平仄有规律地交替出现的声律特征在汉语社团的心理意识中渐趋淡化和消失；再加上单字编码格局的解体，接近口语的代替文言文，因而传统那种楹联式的非线性、非连续的对称性结构的要求也渐趋淡化，而原来隐含于线性组合中的“A借助于B……”的结构则日渐突出，其语音的表现形式则是以音步为基础的节奏。这就使汉语语法结构的形态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但没有因此而改变汉语的结构原理，因为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原则的变化，仍以“A借助于B……”的方式运转。如以字为基础，那么从字到句的中介性单位有字组、字块、读（小句），它们都是通过“A借助于B……”的方法生成的。如字组，它以已知的核心字为基础，借助另一个字，在两个“点”之间建立起联系，生成一个表达某一概念的字组，人们可以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去悟察字组的结构原理。(P362-390)句子的生成也是通过“A借助于B……”的方法实现的，其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话题是已知的，它借助于“说明”来展示自己的性质和特点；需要多少个小句进行“说明”？决定于说话人的说话意图。这就形成汉语句子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开放性和主观性。这两个特点汇聚于一点，就是句子的确定标准。印欧语的句子有明确的形式标准，即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汉语没有这种形式标志，只能根据语义，传统谓之“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一）。什么是“语绝处”？就是一个话题得到了完整的说明，找到了“语绝处”，也就找到了句子，而读（dòu）则是只表达话题的某一个侧面、为“语绝”铺路前进的小句，其口语形式的标志就是可作短暂的停顿，书面的表现形式就是可以使用逗号，使句子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点。如何控制语意的表述进程和“语绝处”？这就涉及主观因素如何渗入语句的结构，使主、客观的因素在语句结构中达到和谐的统一。印欧系语言的句子由于有一致关系之类的形式规则的控制，人们造句首先需要服从客观的结构规则，因而主观的因素很难渗入句法结构，而汉语正好与之相反，没有主观因素的参与和渗入就难以生成符合交际需要的语句。为什么？因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语义就是主观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虽然以客观现实的特点为基础，但必然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主观因素参与语句的结构，这是汉语社团两点论的思维方式“A犹如B”的本质特点的反映，与印欧语客观的演绎论证的方法论原则有重大的差异。为什么印欧语的语法理论难以有效地解释汉语的结构？其终极的原因可能也在于此。

三、不同思维方式的交融和语言理论建设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给语言研究方法论带来的影响，如上所述，基本上就是操印欧语的西方人用“正”的思想方法，演绎论证“它的对象是什么”，而说汉语的中国人则用“负”的思想方法进行比喻例证，相反相成。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认知现实的途径上相互呈互补的状态，因而不同的语言社团可以学习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西学东渐，当中国人学习西方“正”的思想方法来发展自己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西方人实际上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寻找和发展“负”的思想方法以补充他们的“正”的思想方法的不足。这里姑且不说英国的胚胎学家李约瑟用中国的辩证思维来解释他的胚胎发育的理论、丹麦的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接近于中国的阴阳学说并以阴阳作为他的标记的互补理论(P1-2)，即使以语言研究而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价值说、结构语言学的对立概念和雅科布逊的音位区别特征的偶值对立理论，等等，都是采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和特点”的两点论的论证方法，从“不是什么”的“负”的角度去考察一个结构单位的价值。如果说，这些都只是个别学者超前的研究，难以说明“负”的方法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那么隐喻(metaphor)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可以说明西方语言学家如何孜孜以求地探索与“负”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并建立相关的理论。

隐喻，现在还没有见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哈特曼等的《语言和语言学词典》的解释是：“用某种名称或描写性的词汇去描写人或物的比喻”，但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种说法与我们传统的“比喻例证”类似，但解释不是很准确，人们难以据此把握隐喻的实质。隐喻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活跃于人们的实际语言运用中。修辞和文学创作经常采用隐喻的手法，而语言学的语义研究则是相当系统地用隐喻的方法分析词义的衍生、引申的途径，用“A犹如B”那样的公式去研究。在语义学著作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隐喻和换喻这两个概念。根据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隐喻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例如，汉语针的小窟窿与人眼有相似之处，因而“眼”这个字可以通过隐喻指针的小窟窿），而换喻的基础不是现实现象的相似，而是两类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人们的心目中因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称甲类现象的字去指称乙类现象（如英语的pen本来是“羽毛”的意思，由于古代用羽毛蘸墨水写字，羽毛和书写工具经常联系，于是pen增加了“笔”的意思）。隐喻和换喻的方法论基础就是用横向类比的方法建立两类事物之间的联想关系，其隐含的思维方式类似我国古典哲学中所说的比喻例证，只要语言社团认识到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就可以通过“A犹如B”那样的“喻”的办法形成新的义项。事物之间的形似、功能的相似以及工具和活动、材料和产品、地名和产品等等的联系都可以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可以使字逐步增加新的意义。西方语言研究的传统偏重于语法，语义作为一种“学”来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研究词义派生关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类似“比喻例证”那样的隐喻方法。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西方兴起了一种认知语言学的思潮，隐喻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它的含义比早期语义研究中的隐喻宽泛，只要是通过联想建立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用类比的方法，用B去说明A的性质和特点，都可以叫做隐喻。塞尔(Searle,J.R.)根据这种特点，认为隐喻的作用犹如“一件东西如何使我们想起另一件东西”，两者之间“既是受限制的又是系统的”，所谓“受限制”就是“并不是每一件东西能使我们想起其他东西的每一种方式都为隐喻提供基础”，而“系统”则是说“隐喻必须能依靠共有的原理系统从说者交流到听者”，其间没有任何单一的回答。(P829)这一解释抓住了隐喻的关键，其实质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比喻例证”，表述方式不是“A是B”，而是“A犹如B”。所以，隐喻的实质不在于语言，而在于人们如何利用这一个领域的概念去说明另一个领域的概念，富有强烈的主观性。乔治·雷可夫(C.Lakoff)出版于1980年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是这一领域的一部代表作，认为隐喻首先是一种思维现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隐喻，语言隐喻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思维隐喻的外在表现。他自己在介绍他的理论时说：“我们假定世界由实体(entities)构成，实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彼此互相联系。心理、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里的实体，乃至物名，都是由隐喻创造的，理论中的实体则由理论的隐喻构成。”“人类通过进化而获得一些基本范畴，例如上下、内外，等等，然后通过隐喻，应用基本范畴于抽象概念而获得其他范畴，而这决定于文化、经验和物质环境等，所以不同民族的概念系统可能不同。”（注：请参看叶蜚声：《雷科夫、菲尔摩教授谈美国语言学问题》，《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2期。文中的metaphors译为“比喻”，我们这里一律改为“隐喻”。）这一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隐喻的研究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戴维·克里斯托尔(1997)在《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干脆将metaphor归入cognitive metaphor（认知隐喻）条，并作出如下的解释：

指一种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在人类语言和认知中起必不可缺的作用，各种形式的语言活动，包括日常会话，都是通过隐喻来体现世界观的（“概念隐喻”）。高层次的概念，如使役、时间、情感等，被视为在语义上植根于身体所经验的各种低层次概念域中，例如把生命看作旅程，有“生命旅途”的说法，把因果关系看作家族关系，有“现代物理学之父”的说法。“诗学隐喻”被视为日常隐喻的延伸或新的组合。这种理论因此与隐喻的传统理论大相径庭，后者区分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只关注隐喻的修辞和文学语境，因此在为语法和语义结构作出全面的语言学解释方面被认为不起多大作用。

这段话虽然没有对隐喻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对隐喻的实质却有了比过去更为明确的表述。这里我想强调三点。第一，通过隐喻体现世界观，这样的定性是很准确的，说明隐喻是认知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第二，隐喻的途径是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引申、延伸；第三，现代的隐喻理论与传统隐喻理论的含义不同，对“语法和语义结构作出全面的语言学解释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几点对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来说都有重要的价值。但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点，即隐喻是一种世界观。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汉语社团的“比喻例证”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因为它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是一种世界观。

隐喻的“喻”实际上相当于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的“悟”，它与推理式思维不同的地方在于主观因素的参与，偏重于语义的分析，因而这种“喻”带有主观性。随着隐喻研究的发展，印欧语语法结构中的主观性问题也就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人们已一反结构语言学时期的排斥语义的态度，强调语言不仅要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而且还要表达说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因此语法研究也不能只满足于客观规则的描写，还要努力探索隐蔽于规则背后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基于此，印欧语的语法研究现在已明确地提出语言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和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的问题，前者指说话人在所说出的话中留下的自我印记，暗示他的立场、态度和感情，后者指为实现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共时的取向）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历时的取向）。如何将主观性实现为主观化？Langacker认为就是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由于印欧语的语法结构有客观的鉴别标准，这就是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因而要将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实现主观化，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手续。这大致是：由命题功能变为言谈(discourse)功能；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由非认识情态变为认识情态；由非句子主语变为句子主语；由句子主语变为言者主语；由自由形式变为黏着形式。[11]这方面的研究，印欧语还刚刚起步，不像汉语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

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篇五

1、同舟共济、万众一心、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精诚团结、戮力同心。

2、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万众一心、患难与共、一心同归。

3、众志成城、团结合作、团结互助、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来源：文章屋网 ）

团结的词语（通用6篇） 篇六

关键词： 韩国语口语 听力教材 人类名词 置信区间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外语学习者都希望通过电影、电视剧提高听说能力。把电影电视剧融入听力教学中，对于创造良好的韩国语语言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韩国语听力水平和韩国语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首先通过问卷调查选出了学生最喜欢的31部韩国电影和4部韩国电视剧，由它们组成了共220，684个语节的韩国语准口语语素分析语料库。然后对这一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再把这一结果运用统计学中区间测定的方法，与国内出版的8本韩国语教材共51，612个语节的语料库进行对比分析。

韩国语的一般名词从大类上可以分为实体名词和非实体名词，这两个大类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小类。人类名词是若干小分类中的基本分类，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人类名词。研究者试找出准口语和教材两个语料库在人类名词使用上的异同点，提出今后韩国语听力教材和会话教材内对话例文的改革方案。

人类名词可以分为通称名词、职业身份名词、呼称名词、团体通称名词、组织机构名词及人体构件相关的名词六类。研究者首先对准口语语料库中人类名词各个小分类的使用现状及其特点进行了统计分析。本准口语语料库中人类名词总共出现15930次，各个人类名词分类的目录及在准口语和教材中出现的次数如下，通称名词：3256，349；职业身份名词：2359，309；呼称名词：6305，604；团体通称名词：1309，414；组织机构名词：972，530；人体构件相关的名词：1729，219。

接下来研究者计算出了韩国语准口语人类名词的算术平均数（样本平均数），置信水平定为95%（显著性水平α=0.05）。计算标准偏差时，本研究采用了T检验（S=■）。研究者利用Excel（2010）中的函数和样本平均数，分别计算出了各类实词的置信上限和置信下限。置信区间以“置信上限置信下限”表示，各项数据如下所示：通称名词：7.11-5.18；职业身份名词：4.89-3.12；呼称名词：13.88-10.02；团体通称名词：2.55-2.01；组织机构名词：2.19-1.32；人体构件相关的名词：3.79-2.92。

例通称名词：男人，女人，男女，天使，鬼神；

职业身份名词：老师，医生，记者，博士，社长；

呼称名词：妈妈，爸爸，女儿，儿子，孙子；

团体通称名词：人们，青少年，老人，观众，年轻人；

组织机构名词：学校，教会，公司，学院，俱乐部；

人体构件相关的名词：眼睛，手，脚，胳膊，鼻子。

研究者利用Excel（2010）中的COUNTIF函数，对教材语料库中的每一种教材的人类名词作了详细的统计，并计算出了它们的出现频率。各个分类的平均出现频率如下所示：通称名词：1.60%；职业身份名词：1.57%；呼称名词：3.33%；团体通称名词：1.93%；组织机构名词：3.17%；人体构件相关的名词：1.27%。

最后研究者把上述各个数据与各类名词的置信区间相比较，检验这些数值是否在置信区间里。根据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原理，如果哪一个数据在置信区间里，那么我们可以说哪一部教材的哪个词类具有真实性。如果哪个数据超出或低于置信区间，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并不具有真实性。研究者利用Excel（2010）中的IF函数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上述名词的所有数据全部超出了置信区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国内出版的韩国语听力教材中的对话例文在人类名词的使用方面并没有真实地反映韩国语口语的实际特点。研究结果显示，听力教材中所有的人类名词都超出了准口语语料库中的置信区间，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听力教学绝不仅仅单纯为了教育而教育，不能人为地增加人类名词，包括其他名词分类的词汇量，而应该充分体现韩国本国人的口语特点。因此，今后在编写韩国语听力教材时，我们应该根据韩国本国人的语言习惯，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各个分类的名词在教材中出现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韩国语口语的特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