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近代中国的“门罗主义”话语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章永乐老师《此疆尔界》后记，书籍详情请参见今日保马推送“每日一书”。感谢章永乐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此疆尔界》后记

文 | 章永乐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

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诗经·周颂·思文》

亚洲铜 亚洲铜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海子《亚洲铜》

我经常在半夜时分下楼，到卢瓦尔河边透气。对面南特岛上的灯火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上。除了水流声，以及偶尔疾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声响。有一天晚上胸闷气短，在河边喘气时，看到那摇曳的光影，脑海中浮现的是过年时孩子们点燃的烟花棒喷出的火花，只是，这火花是静默的，而且越喷越趋微弱。

而在生活秩序还正常的时候，总有人倚着栏杆，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当我走过的时候，总有人跟我打招呼“Bonjour”，不管是否认识我。这是处于法国外省的南特比巴黎更让人暖心的一个现象。然而现在，这些问候都消失了。卢瓦尔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将寂静分成两半。

这部书稿就是在寂静的卢瓦尔河岸边完成的。我在2024年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抵达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Nantes），受到已经在这里驻扎三个月的一群同事的欢迎。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高等研究机构，研究员的构成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占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在这里，可以和阿根廷学者讨论罗马教廷，和印度学者讨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埃及学者讨论中东在上个十年的动荡，和喀麦隆学者讨论他们的去殖民化经历……有一天晚上，一位法国钢琴家造访高研院，和同事们共进晚餐之后，即兴弹了五六首曲子。音乐响起，同事们或站或坐，有人托着下巴，有人闭上双目，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钢琴家的双手在琴键上跳跃，所有人都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

3月16日，南特高研院停止一切线下集体活动，就连图书馆的服务也停止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欧洲已经是病毒传播的“震中”（epicenter）。对我们来说，剩下的生活，就是在这座寂静的城市里留守与隔离。

传说中的西方阵营的团结，也并没有出现，当特朗普总统受到股灾的暴击，从梦游状态中醒来，开始着手抗疫的时候，首先干的事情就是宣布切断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交通；欧盟支持世界卫生组织（WHO）领导全球抗疫，而特朗普政府却不断攻击世卫组织，并最终切断与世卫组织的联系。在疫情持续期间，特朗普政府还对一系列欧盟国家发动了贸易调查。病毒的传播没有疆界，它通过痛苦和恐慌，把全人类连为一体；然而人类对病毒的应对，却不断地暴露乃至加强原有的许多边界与隔阂。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称疫情有助于工作回流美国

2024年2—3月，时间的流速变得无法确定。每天一起床，都是各种爆炸性的新闻，持续到夜深。我经常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然而，我毕竟不是能够拿起手术刀直奔抗疫一线的医生。能够发挥我知识特长的地方，或许仍然是对全球秩序及其法律框架的思考。在这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之后，全球秩序何去何从？预言是困难也是危险的，然而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思想的拐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边密切关注每天层出不穷的爆炸性新闻，一边继续钻故纸堆，把许多思维的断片连在一起，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稿。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

近卫笃麿

李大钊

孔元认为，书稿的写作方式可以与“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的方法谱系对接。16世纪以来的欧洲史主要有两条线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章稿主要涉及第二条线，但可以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的讨论。不同类型的“门罗主义”话语背后对于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实质态度，可以进一步讨论。

方旭提出，对“门罗主义”概念的讨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地和“帝国”概念的讨论关联在一起，可以进一步呈现施米特早期对大英帝国的批判，后期施米特转向区域霸权的说法亦可斟酌。至于近代中国出现的“省域门罗主义”，则很可能是对美国“门罗主义”的一种误读。

刘小枫认为，书稿的史料非常丰富，下一步修改的关键，是以更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来驾驭这些史料。同时，书稿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社会科学式的中立化方法之间也会存在张力。支撑“门罗主义”的是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对此需要有价值层面的回应。

杨念群认为，“门罗主义”到另一个地方，含义就会发生扭曲，关键在于展现“门罗主义”表述背后的地方性的政治逻辑。同时，在方法上，如何平衡全球史观和中国视角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常见的挑战。

主持人任军锋总结说，中国的成长越来越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以上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样本，供我们思考历史中的政治问题与当下发展的关系，并探讨这一问题意识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展开。

感谢佩里·安德森与卡洛·金兹堡两位博士论文导师多年以来对我孜孜不倦的教导和鼓励。没有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大国协调”的演讲，我不可能迅速转向对国际秩序与国际法的研究。而金兹堡教授的历史研究作品，尤其是《奶酪与蛆虫》，一直是我研究方法上的榜样，时刻提醒我细致辨别历史的纹理，不能轻易跃过当下与历史场景之间的距离。金兹堡教授于2024年秋天访问北大，给我带来了又一次研究方法上的洗礼。本书得益于他们的教导，但一切错漏和不完善之处，均出于作者本人的疏忽与不成熟。

2024年3月31日初稿成于法国南特

6月27日改定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