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提问（精选12篇）

《学生提问（精选12篇）》由1级文库精心整编，希望在【问问题文本】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一

（改编：冯海滨时间；）

（乙出场，甲在观众席上坐着）

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与我和说这段相声的呢咳！这老冯，跟我一起上来的。怎么见不着人了呢？这相声呀讲究的是说、学、斗、唱

甲：咳！……你什么眼神啊你。这么一大活人在下面坐着，你愣没看见。（甲从观众席上走上台）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

乙：吆！实在对不住您了。您这不是海拔太低了吗？（用手比划）

甲：海拔低？我看你是小瞧人。你让观众评评理，谁海拔低呀？（面向观众）这样吧，为了能更好的让观众看清楚我们，我们到台下说。（甲乙经过一翻争辩后）甲说：所以我不愿和你这种人合作。今天咱俩一上台我一看观众那脸色。今天演出算砸了。

乙：怎么回事？

甲：你上台了啊！同学们，您是不知道呀，我们学校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这老翟一露头，（乙从笑到生气，越来越生气）观众朋友准发愁。老翟二露头，相声从此没看头。老翟三露头，吓死田间一头牛。老翟四露头，全国人民齐跳楼。老翟五

乙：去你的。（推开甲）哎！老冯？（甲回来时，看见甲的脸）这一个暑假不见你脸怎么肿了？

甲：哦，大概是包子吃多了。（甲摸了下自己的脸）

乙：不像话啊！包子吃多能把脸吃肿了。

甲：（左右张望）哦。那就是上台时一紧张，一不留神，没注意。“噗”脸就肿了。

乙：不像话。“噗”就脸肿了。不说实话是不是？

甲：不是，今天大家都是来听咱俩说相声的，说什么脸肿了。（小声对乙说）

乙：观众就爱听这个，（对观众）大家说是不是啊？

甲：谢谢大家对我这张脸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

乙：别臭美了。说吧！

甲：今儿我不是考试没及格吗？（无奈表情）

乙：那考试没及格跟脸肿有什么关系呀？

甲：（白了乙一眼）不怕大家笑话。因为我家喜欢打乒乓球。所以我家施行比赛考分制。

乙：运动与学习相结合。这很好嘛！

甲：还好呢！我要是考分以下，今晚的比赛就是女子单打。

乙：等会！什么叫女子单打？

甲：就是我妈单独打我。

乙：哦！这么个女子单打啊。

甲：要是考分以下。那比赛就改为男子单打了。

乙：这我明白了。他爸单独打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那你这回没考及格比赛该是？

甲：大家都看出来了，男女混合双打！

乙：一起上啊！？好嘛。这脸能不肿吗？

甲：我家墙上有一幅对联，那就太说明问题了。

乙：还有对联！

甲：那是。上联是，说骂你就骂你没错也骂你。

乙：下联。

甲：说打你就打你没事也打你。

乙：横披。

甲：任人打骂。

乙：好家伙，那你不随时准备挨打啊！

甲：多新鲜啊。我在房里写作业，我爸进来了，给我个乾坤掌。不一会我妈进来了，再给我个无影脚。你当都跟你们家似的，把你当沙袋打啊？

乙：有我什么事。不你说的吗？任人打骂。

甲：你不犯事不就行了。你一犯事，你爸再一讯问。今晚准有比赛。（笑着说）

乙：那你都给大家说说？

甲：今儿你是铁了心了想看我出丑是不是？

乙：不是，不是。全当你为大家做个报告。《家庭暴力防治报告会》。很郑重其事地说

甲：有点儿意思。这不一天放学。刚进家门，正往里走呢，被我爸叫住了。“儿子！过来，我问你点事！”（声音很大）

乙：等会儿，你爸说话那么大声啊。

甲：谁说不是呢？准是又发现我干什么坏事了。这不完了吗？（很着急的）

乙：这就叫做贼心虚！（对观众说）

甲：心虚？哪虚不好啊，干嘛心虚。有本事给我来个肾虚。

乙：哎！你瞎说些什么呀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甲：我也不在乎了。我是学习不突出，文艺不突出，腰肩盘突出；上课不发言，开会不发言，扁导体发严。（加动作）

乙：你可真够背的！

甲：听这口气，一定是发现我干啥坏事了。我爸的政策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乙：那你招是不招。怎么那么别扭！

甲：招！打死也不招！

乙：是条汉子！

甲：只要打不死就招！

乙：啊？！就这点出息呀。

甲：从哪招起啊！

乙：有什么招说什么啊！

甲：我干的事多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乙：恩？！

甲：我是一样也没干过。

乙：你吓我一跳。

甲：万一我招的不是他发现那条不两罪并罚吗？到时侯你帮我挨两巴张是不是！

乙：我招谁了我？

甲：还是啊，再说了，我干的压根就不算什么坏事。

乙：那你都干了些什么？

甲：不就是逃逃课，上上网。

乙：逃课上网还不算什么！

甲：比起那些杀人放火，打架抢劫。那才哪跟哪啊！

乙：也是啊！

甲：再说了，玩游戏也是开发智力的。

乙：逃课玩游戏还开发智力。你这叫玩物丧志，我就不明白。你们还逃课去玩游戏。花那么长时间干什么？

甲：花那么长时间干什么。不花时间能升级吗网络游戏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别人一级一级升，你跑去上课，用不了几天就让人瞧不起了。到时候再去包夜不回家，多影响学习啊。（把乙说得一愣一愣的）

乙：他还有理了。

甲：现在正是我们打好基础的时候，正所谓网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网作舟。朋友，放下书包。努力升级吧！（拍拍乙的肩膀）

乙：嗯！都什么玩意啊！（推开乙）别忘了你是学生。以学业为重。

甲：正因为我们是学生。我们才要多方面发展。传奇不如泡泡糖，大话西游冒险岛么！

乙：这都什么东西啊！

甲：这都是我玩过的网络游戏啊！

乙：我说你们玩一两个不就行了吗！

甲：一两个？高考考一两门行吗？（很大声说）

乙：不行。（摇摇头）

甲：还是啊。网游如学习，千万不能偏科。高考中考六七门，缺一难进高校门。你懂吗？

乙：我懂。这都挨的上吗？像你这样，就该被家人发现。

甲：我就纳闷了。他是怎么发现我的呢？

乙：十有八九是在网吧看见你玩了。

甲：不可能啊！我进的是黑网吧。

乙：什么叫黑网吧？

甲：没听过有首歌就是唱黑网吧的吗？

乙：哪首？

甲：向前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向前进。目标黑网吧。我们都爱他。穿过这条街，越过那条巷。想到黑网吧，你什么都别怕。向前进，向前进（唱着说，加动作）

乙：还没到呢？（推开甲）

甲：到了。只见门上三个大字，黑网吧。（指着牌子）

乙：咳！真够黑的！

甲：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一次不来是你的错，下次不来是我的错。”

乙：你就在这上网啊。

甲：这好啊！是家长找不着，警察抓不到，学生不上学，统统往那跑。

乙：就是这样的黑网吧，不知害了多少学生。哎？那你爸发现的是这事吗？

甲：谁知道啊！他也没说话，只摇摇头。（摇摇头）

乙：那就不是。继续招吧！

甲：好！我豁出去了。我说，爸！我又和约会去了！

乙：这小子！（突然反应）不，等会！你以前不说跟那个还有那个是那什么…

甲：哦！和是我前两任女朋友，他们太没女人味了。还是好，我第三任女朋友。

乙：小小年纪谈恋爱，还第三任。

甲：都

乙：尽瞎说。我就没恋爱。

甲：你？！大家瞧瞧，（比划乙的脸）这属于上帝造物，一时疏忽。把他制成了野生动物。

乙：（推开甲）你才野生动物呢！那你说得那么在理。� 我说我恋爱，他说我早恋，这样不行。我说我以后不恋爱了，做个单身贵族，他们又说我不孝

乙：他们都是为你好，早恋不是影响学习吗？

甲：你看见了是不是？你看见我们私奔不学习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是不是啊？

乙：你是死不悔改了。哎？那你爸说的是这事吗？

甲：还没说话，又摇摇头。（甲摇摇头）

乙：又不是，还得招！

甲：好！我全招了。等我把这乱七八糟，杂七杂八全说了以后。我爸这才说话了。“我看你今天表现不错，我就不罚你了。以后可别再干了啊！”（学爸爸说话）

乙：我说的吧！天下父母都一样。处罚不是目的，重在教育。

甲：我爸刚说完。我妈出来了。孩子他爸，我叫你问儿子零花钱够用吗？你问了吗？（学妈妈）

乙：咳！你爸哪是发现什么事了！是要给你钱花呢！

甲：这不亏了吗？上日本鬼子当了！

乙：这小子！

甲：没想到这话给我爸听见了。举起手就要来打我！

乙：这我明白了，男子单打！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二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山村百姓“颇知王法”，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民社会之法治）森然，反而是城郊与开放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生命力。清末广东“资产阶级”立宪派曾发动“家族自治”而引起顽固派官僚的斥责。无独有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许多地方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理由并非指选举为“自由化”，而是指责民选之制助长了“宗族势力”。倒是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在一些地方却是由一位私企大老板（所谓“首富”）领头的！

这些事例显然既不能支持那种简单地指斥宗族为“封建传统”之说，也不能支持那种把宗族捧为“民族传统”、“本土文化”之说。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非家庭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大一统”主义。而宗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人个性发展与个人权利形成过程中的现象，甚至是与“西化”有关的现象呢？!无论如何，当年高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爹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至于他们与乡下人谁更“传统”，那就难说了。

二

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农民’。”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 其实当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的种田人大概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民”身份的人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如果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已被消灭。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20年代末就说过：“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其实在当时中国的都市中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点city成分的。到1956年以后，陈老的这句话才在绝对意义上成立了。没有city也就不会有citizen，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消灭后，我国又在“”中发动了� 于是吾人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city，而且变得比乡村更加排斥city。

因此，就中国没有citizen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farmer，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没有peasantry与citizen的区别，而只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城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障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束缚的农民与没有多少保障而束缚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达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acitizenasafarmer）、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citizen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它不是首先出现在城里，而是首先出现在乡间。5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背景与深层土壤，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由”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滑稽的是：拥有18万人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认为“市”，而且包括龙港人自己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而那些“特大村庄”中的人们倒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市民”！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讽刺：几十年来从“大村庄”中不断发动“改造农民”的运动，近年来人们发现，这种改造“过急”、“过快”了，“超越阶段”了。然而问题仅仅在于“过急过快”吗？过去的那种“改造”，究竟是谁改造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治者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在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当我们大吹“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暮气沉沉，“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革命颂”曲终人散、“农民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

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褒扬农民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圈子。当我们谈论“农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社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造。然而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人们的理解可能截然相反。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定义，传统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意味着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以一大二公来消灭“小生产”便可视为“现代化”过程，而闹“单干”便是“反现代化”的“传统复辟”了。但按当今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定义，现代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指令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则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过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护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farmers）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传统农民（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如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造”（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劳务的做法所“改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成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个人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

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在于西方中世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整体”的压抑，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在公民权利弱小时，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民国家。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专制国家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专制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和领主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愿以求公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如果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则相反，她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以首先冲破大共同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国改革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的“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最终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的。只是中国人必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人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其实同样可以说，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工人、渔民、教师等并列的种田人，但“农民社会”与“市民（公民）社会”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相对。而这个意义上的“市民”，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阶层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农民”，尽管我们并不都种田。不仅如此，由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人比种田人更“农民”，以至于在改革时期他们反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做“市民”了。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三

我要踏上新的旅途，把这梦一样的过程，全部忘掉。

我要控制自己，不可以再想你。明明是你不好，明明是你不要我，我干嘛要心软？

你的QQ号我找不到了。 去年的那条信息也找不到了。

你说，到底是理智重要呢，还是真诚重要呢？如果每个人都真诚相待，那又要理智干什么呢？如果理智真的特别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要戴着面具呢？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但我一直都在追索这个过程。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欲望特别强烈，怎么抑制都抑制不住，要么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要么就是天意不让你抑制了。那就大胆的去做吧。不要想结果怎样。

之后我就想明白了。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四

湖北武汉一读者来信咨询：女儿每天从幼儿园回到家，我总会问她在幼儿园的情况，女儿有时候有问必答，有时候却吞吞吐吐，“我……嗯……忘记了”或者“我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候更直接地说：“这是我的秘密。”作为家长，每当这时候难免会有些沮丧：一手带大的孩子，怎么就有了自己的秘密，亲子之间就有了隔阂呢？

答：每天能与孩子面对面交流，这是家庭教育的良策。但与孩子交流，不应该一直使用大人问孩子的方法，这样会变成审问、拷问、质问。一开始，孩子有问必答，这是正常的；要不了多久，孩子出现吞吞吐吐，那是必然的；再以后出现“忘记了”或者“这是我的秘密”，那是简单直接的问话注定会有的结果。

不要小看孩子才上幼儿园，他们早就能从你问的表情、声音大小、手势、时间长短等读懂大人想要的东西，他们会快速筛选，即把有利于自己的告诉你，把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删除。如果家长不改变问的方式，不改变问的主体，亲子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宽。特别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你可能什么答案都得不到，得到的只有满脸的不耐烦。

其实，只要稍微转变一下，把问孩子变成让孩子主动讲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我女儿读幼儿园时，我就告诉她，每天回来跟爸妈讲一讲你的发现、表现以及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说说老师怎么教你们的，总之什么话都可以说，当然有的话不想讲给爸爸听就讲给妈妈听，有的话不想讲给妈妈听就讲给爸爸听。爸妈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你愿意把自己每天的精彩与我们分享吗？

后来我女儿读大学，因为本硕博连读，在一所大学要呆好多年，而她的实验任务那么重，平时我们想她，就只能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是静听她的故事。我们常常期待她放假回家，因为想倾听她的思考。

把问孩子变成让他们主动讲述，孩子就变成家中真正的主人，他们就会把父母当成同党，没有任何秘密的同党。

女儿要嫁给爸爸，怎样引导？

河南洛阳一读者来信咨询：4岁的女儿看到我们的结婚录像特别高兴，不停地说：“爸爸好帅，我也要结婚。”到现在，她一看到别人办婚礼，就嚷着说也要结婚，我告诉她：“等你长大了就可以结婚了，嫁个帅小伙。”不料，女儿竟然说：“我要嫁给爸爸。”对于女儿的这个回答，我们该怎么解释？

答：幼儿时期，有的家长听到女儿说要嫁给爸爸、儿子说要娶妈妈，会非常生气，甚至还打孩子，严厉地告诉孩子以后不许说这种话。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始终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个阴影就这样种在了孩子的心里。心理学家研究了这一问题的潜在危害。幼儿时期大凡经历过这种训斥的孩子，一是对爸爸妈妈会有一种“他们凭什么可以结婚”的不解情结；二是认为爸爸妈妈非常自私，不愿意把美的东西与自己分享；三是对未来的个人婚恋也有影响；四是这些孩子长大后与父母的感情非常淡。

其实幼儿说这样的话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言的恋父、恋母情节的一种表现。年轻父母千万不要把其当成多么严重的事，更不要用某种伦理道德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要上纲上线地刻意跟孩子讲这是不行的。

我认为，听到这样的话之后，抱着女儿或儿子，一家人乐呵呵就行了。请把这件事，当成家庭中最幸福的事来认识，你看，孩子发现妈妈嫁给一个最帅的爸爸、爸爸娶到一位最美的妈妈，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呀！4岁的孩子发现了这种美，想拥有这种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孩子的又一种长大！所以，一家人要紧紧相拥，共同享受孩子的这种美的发现。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五

关键词：儿童问题行为界定

一、儿童问题行为概念界定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区分

问题行为(behaviorproblem)又叫做行为问题，它的界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众多概念，在实际应用中，问题行为与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变态行为等诸多概念存在混用或是等同的情况。

笔者认为：首先，从程度上区分，“问题行为、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多指虽然偏离常态但偏离程度较轻的行为，而“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和变态行为”则是偏离常态程度相当严重的行为。其次，从行为矫正者的角度区分，“问题行为、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等多为教师和家长的教育纠正，而“行为障碍、变态行为”多为专业心理或医疗工作者的工作对象，而“犯罪行为”则由司法人员负责。最后，从发生频率上区分，“问题行为、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是较为常见的，而“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和变态行为”这三� 鉴于以上三点理由，问题行为和不良行为、行为异常、偏差行为等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可以互通使用，而行为障碍、犯罪行为和变态行为则不能与问题行为混用。

(二)儿童问题行为的概念

各个学者分别从社会适应、情绪、人格、学业、品质、道德、病理、纪律等方面综合阐述问题行为，涉及到心理、社会、医学、教育等多个学科领域。尽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问题行为包含了三层含义：

1.问题行为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不利影响。

2.问题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而不被人们所接

3.问题行为或轻度或重度地偏离于同龄人的正常行为。

另外可以确定的是，问题行为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在提及问题行为时，关注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 比如：问题行为可以存在于差生身上，也可以存在于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身上，不能片面地认为问题行为只有在差生身上才会出现。关于问题行为与差生的关系需要辩证地看待，差生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差生仅指学业成就较低的学生，他并不表现出问题行为或是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广义的差生则指“问题儿童”，他们不仅表现出学业成就不良，而且在道德行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多个面综合表现出不良、不妥，甚至是坏的特征，在他的身上则通常表现出更多或是程度更为严重的问题行为。所以，笔者认为问题行为指：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社会期望而不被人们所接受的行为，它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同龄人的正常行为，但在儿童的生活学习当中较常发生，需要教育者给予矫正。

二、问题行为的分类情况

一种较为简单的分类方法是依据行为的外显与否分为两类，如：美国威克曼(Wickman.E.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把问题行为分为扰乱性的(如破坏课堂秩序、不遵守纪律等)和心理性的(如退缩、抑郁、神经过敏等)两类。阿肯巴克(T.M.Achenbach)将其分为内隐行为问题和外显行为问题。内隐性的包括退缩、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等六个维度，外显性的包括违纪和攻击两个维度。孙煌明主张把问题行为分为外向性的(攻击行为)和内向性的(退缩行为)两类。这种分类方法的缺点是分界较不明确，如上课不认真听讲，既可以表现为外向的扰乱课堂，也可以表现为内向的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等。左其沛等人用内部动因、外部情境、心理活动状态及个性特点、行为方式及其特点、行为后果、自我评价及体验、性质程度等七项指标，将问题行为分为四类：

1.过失型，由不正当或不合理的需要，或由好奇、好动、试探、畏惧等心理引起，由于缺乏知识经验或能力不足，采取了不适当的行为而产生的违反纪律和一般行为规则的行为，带有情境性、偶发性和盲目性等特点。

2.品德不良型，由不良需要引起，受不良意识倾向或个性特点所支配产生的违反道德规范、损害他人和集体利益的不良行为，带有经常性、倾向性和有意性等特点。

3.攻击型，由挫折造成的愤怒、不满等情绪所引起并受一定气质性格所制约，如与他人发生冲突时产生的发泄、对立、反抗、迁怒等攻击性行为，一般带有公开性、暴发性等特点。

4.压抑型，由挫折引起焦虑，受一定气质性格的制约，在挫折持续作用的条件下所产生的逃避、消极、自暴自弃等行为，一般带有隐匿性、持续性等特点。

三、判定问题行为的理论依据

(一)心理学依据

从纵向来看，需要了解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年龄特征，从横向来看，需要了解儿童在思维、情感、意志、兴趣、动机等各个心理特征，根据发展心理学相关理论，把握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正常身心特征和异常身心特征的界限。比如吮吸拇指在婴幼儿时期被认为是正常的，到了小学或中学就不被接受。儿童心理的发展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其生理机能、认知能力、行为控制与调节都处在逐步完善的动态过程当中，呈现的发展趋势不是线形上升而是螺旋上升，且存在个体发展的独特性，所以需要处理好共性与特性间的关系。如处于人生关键过渡期的青春期学生，表现出幼稚思维与成熟思想的混合交替，这就需要对其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了解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儿童的不同身心发展特点有助于对他们行为特征的准确把握，从而防止问题行为的忽视或是误判。

小学阶段的儿童：在感知觉面，他们感知事物时目的性不够明确，无意性和情绪性比较明显，知觉的持续性差，不善于进行分析综合，对事物的主次特点往往分辨不清，时间和空间知觉还比较模糊。在注意力面，主要是无意注意占优势，注意力不稳定不持久，容易被一些新异刺激所吸引。在思维方面，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不具备思考深层问题的能力。在情感意志力方面，小学生情绪具有冲动性和易变性，道德情感在发展当中，但仍是狭隘模糊的。所以在小学儿童身上，常出现上学迟到、课堂上不遵守纪律，为一块橡皮与同桌发生打架，偷拿别人物品等事情。

中学阶段的儿童：在感知方面的自觉性、目的性、精确性和概括性都有发展，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联系和本质特征。能有意识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注意的稳定性和分配能力等相应发展，抽象思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以“经验型”为主，即在许多情况下依赖于感性经验的支持，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有了显著发展，但仍具有较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表现出对权威的否定和反抗。在情感意志方面，产生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情感，他们处于心理上的断乳期，面临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冲击，容易受消极刺激的影响，自控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不能一贯地控制自己，缺乏足够的毅力，理想带有幻想性和情境性，面对挫折容易自暴自弃。反映出来的行为问题如早恋、逃学、打架、离家出走、开始抽烟喝酒等。

进人高中阶段后，感知觉的深刻性、持久性和选择性都已较为完善，注意力更加的稳定、集中和持久，不仅注意具体事物而且开始关注理论。发展起理论型的抽象思维，其独立性和批判性有了更高的发展，在情感意志方面，体验深刻，拥有恒心和毅力，世界观人生观逐步形成，学会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努力地完善自我的过程中体验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因此表现得较为内隐，常有学生表现出抑郁焦虑症状。

(二)社会学依据

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讨论儿童是否存在问题行为，主要看儿童的社会化程度。但是社会化的程度不容易判断，它涉及到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同一行为，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定义。比如在中国一些偏远山区，小孩三四岁了还没有断奶，还在光着身体到处玩耍，这在城市是绝对不被认可的。还须考虑民族文化差异和习俗文化的多元性。有的行为，这个民族认为是正常，在另外一个民族很可能遭到非议。在西方国家，学生可以对老师和父母直呼其名，而在东方国家这一般不被许可。人们还会用性别的尺度去评价一个行为的性质，同一行为发生在男孩和女孩身上，也许会受到不同的评价。

(三)教育学依据

首先要看教育方针政策和中小学教育目标的要求，如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作为判断标准衡量学生的行为取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最终的价值导向正确引导学生的行为。符合《道德大纲》和《日常行为规范》的为良性行为，不符合《道德大纲》和《日常行为规范》及个体成长要求的为不良行为，其它为中性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性格和做事风格，不能把标准统得过死，追求定义狭隘的“听话”模式，而要养成学生独特的个性和积极向上的行为表现。

四、问题行为界定的具体方法

杜永明在《中小学生不良行为矫治全书》中，提出了判断问题行为的四个实践方法：

1.按常规管理方面的观察和调查统计，看问题行为出现的背景、频率和类型。

2.收集社会、家长、各科教师、同学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反映，看问题行为的征兆、环境特点、表现形态。

3.运用有关的规章、制度、条例、守则、规范去进行鉴别，看行为“出轨”的程度。

4.对某些难以判定的问题行为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特别注意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生理机能、心理水平、认识能力和行为控制方面的不同特点，区分儿童问题行为出现的程度差异。

四个实践法较全面地指出了怎么去判断一个问题行为是否存在，它的性质和程度，我们还可以用心理测量的方法对儿童进行问题行为的评估，它是指通过一些标准化的行为量表对儿童的行为进行系统的评定，从而判断儿童是否存在问题行为及它的性质归类。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心理测量手段尤其是标准化测验，需要有较好的心理学背景知识，从而可以严格遵守施测程序，并对评估结果进行较准确的分析，避免错误操作和对测验结果的盲目判断。另外，儿童的问题行为的评估需要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以克服所获信息的片面性。每个儿童都是独立的个体，在问题行为的诊断上需要把握好共性与特性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在研究儿童问题行为时，必须考查他所处的生态系统。事实上，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它与儿童自身素质和心理状态，如需要、气质、情绪和性格等有关，也受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制约，如家庭状况、交友情况、社会风气等等，都可能成为诱发问题行为的因素。所以，对问题行为的分析要从多方面人手，找出导致其问题行为的根源，争取通过教师、家长以及儿童自身的合作，使问题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内向型的问题行为不容忽视。问题行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向型的，又称外显性的，表现为活动过度、行为粗暴、上课捣乱、破坏公物、欺骗或偷窃等。另一类是内向型的，又称退缩或内隐型，表现为羞怯胆小、沉默寡言、过度焦虑、自卑、孤僻、对人对事冷漠、回避与他人的接触等。外向型的问题行为具有明显的扰乱性、破坏性和对抗性，极易引起教师和家长的烦恼，往往得到及时的关注和矫正。而内向性的问题行为由于不具备对他人事务的扰乱而常常受到忽略，但是这对于儿童自身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发展是危害严重的，所以教师和家长需要关注内向型问题行为。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六

问题管理(Issues Management),又称为“议题管理”,是现代公共关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社会组织所面临的环境正日趋复杂，问题管理已成为社会组织战略管理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环节。但毋庸讳言，在我国公共关系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对问题管理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甚至不妨说，对问题管理本身的理解还存在某种偏误，乃至许多社会组织根本没有把问题管理纳入战略管理的考量之中。

>问题管理不等于危机管理

什么是问题管理？在美国学者海恩思沃斯看来，问题管理是“一种行动型的管理职能，它谋求确认那些可能影响组织的潜在的或萌芽中的各种问题(立法的、规章制度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然后，动员并协调该组织的一切资源，从战略上来影响那些问题的发展。问题管理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促成有利于该组织的公共政策。”而素有“公关圣经”之称的《有效的公共关系》一书对其所下的定义则是：“问题管理是对影响到组织与其公众关系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预测、确定、评估和反应的前摄过程。”

应该说，这是目前国际公共关系研究领域比较权威的观点。综合上述说法，不难看出问题管理的两大要点：

1.问题管理所关注的是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各种潜在问题。而之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和关注这些公共政策问题，乃是因为某些公共政策一旦变化，完全有可能影响到一个社会组织与其目标公众之间原有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既有可能促进这一组织的发展战略的实现，也有可能带来各种负面影响，给组织的发展造成某种困扰。

2.问题管理不仅仅是研究，而更需要行动。这一管理职能的实施，虽然必须经由预测、确定、评估等流程，但其核心问题还在于如何反应，即采取什么行动来达到所设定的目的，努力促成有利于本组织的公共政策的推出，化解有可能在酝酿中的那些不利于本组织的公共政策。显然，如果不能做出反应，不能采取相关行动，则前面所有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问题管理和危机管理既有交合又有很大不同。问题管理所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变化，危机管理则更多地关注来自其他方面的危险(包括社会组织自身造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问题管理不仅仅关心公共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对组织发展不利的方面，还应该关心这些变化对组织发展有利的方面，然后及时应对，趋利避害。如果只是把问题管理看成是对未来风险的防范，把问题管理的预测工作看成是对潜在危机的预警，乃至把问题管理看成是危机管理的一部分，那就明显误解了问题管理的作用和意义。

>公共政策的预测和确定

在公共关系实务中，问题管理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调整，本是为了合理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推动社会的公正、公平和进步(至少在政策制订者看来是如此)。但对特定的利益群体来说，则结果各异。近年来，我国政府在金融、税收、环保、医疗保健、劳动用工等方面一些新政策、新措施的推出，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产业政策的改变，就已引起了经济格局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政府主管部门对一些行业标准的制订或修订，也往往引发某些行业的重新洗牌――有的企业借此而一举崛起，有的企业则因此而陷入困境。

所以，问题管理首先需要预测公共政策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和调整。实际上，政府许多新政策、新措施的推出，决非是没有预兆、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反复酝酿、讨论、修改的过程，有时长达数年之久。问题管理的预测工作所要做的，就是在严密监测环境的基础上，从社会大环境已有的和可能的变化入手，结合政府及有关部门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管理思路和办事风格，来推测其在今后若干年内有可能推出的新政策、新措施，尤其是和本组织的生存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某些新的公共政策。

其中，还特别要注意公众舆论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某项政策拟订的推波助澜作用。比如，前些年中美史克在“康泰克”被禁事件上的应对，被很多公关人视为危机管理的典范。但在问题管理上，这家企业肯定是失败的。因为“康泰克”所含的PPA成份，早被美国的研究机构认定会增加血性中风的危险，公众舆论中也早就出现要求禁用的呼声。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发出禁令，本是早晚的事。而我国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紧接着相关通知，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如果中美史克方面能及早预测到这一公共政策的变化，提前采取行动，不等禁令出台就弃PPA而改用新配方，则其在公众中的印象和评价完全有可能大幅提升，何至于后来匆忙应对，在公众关系的处理上一度搞得焦头烂额呢？

问题管理中的确定和评估，就是在预测到公共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相关政策推出的概率、时间、力度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确认，并客观评价其对本组织发展的实际影响。比如，某些新政策一旦推出，对本组织的生产、研发、营销有多大影响？对本组织的形象和声誉有多大影响？对本组织与公众的关系会形成什么样的冲击？本组织有没有可能去影响这些新政策的拟订？在这些新政策推出前，本组织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等等。这些判断，需要从特定的社会组织各自不同的情况出发。事实上，同样一个新政策的出台，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社会组织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银行实施进一步的紧贷政策，对一些规模不大自有资金充裕的小企业可能不会产生多大冲击，但对一些资金链本就岌岌可危的较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提前反应和行动

问题管理最关键的环节，乃是在对问题确定和评估的基础上，尽快制订相应的行动计划，提前做出反应。从性质上来说，这种反应，可以是一种主动出击，也可以仅仅是被动防御。所谓主动出击，即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去影响某些新政策的拟订，包括争取加速或推迟某项新政策的推出，也包括促使新政策的某些条文朝着有利于本组织的方向修改。所谓被动防御，则是在不可能去影响新政策的修订的情况下，及早做好组织自身的调整，力求能够比较好地适应新政策推出后的市场环境。

对此，不同的社会组织也有不同的选择。如同是企业，由于在公共政策拟订过程中话语权的差异，一些大中型骨干企业往往可以主动出击，而众多中小型企业就只能被动防御。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这就需要巧妙地借助外力来进行运作了。

从形式上说，组织可以采取的行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游说。即通过各种途径，去游说拟订政策的政府有关部门，对某项政策的拟订过程施加一定的影响，乃至要求拟订某项新政策，推行某项新措施。具体方法，则既可以直接游说，也可以间接游说。如果某一组织本身就与政府有关部门有着良好的关系，就可以采取直接游说的方法。当年南方某知名游乐园公司获悉政府主管部门打算拟订游乐场所统一管理条例，马上积极响应，并借助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良好关系，自告奋勇地承接了条例的起草任务，致使条例中有关条文明显对该游乐园日后的经营有利，就不失为问题管理的成功一例。如果无法直接游说，则可以通过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中介力量，还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呼吁，乃至主流媒体的讨论，对某项新政策的拟订进程间接施加一定的影响。

但必须注意的是，采取游说的方法去影响公共政策的拟订进程，其立足点仅仅是影响，而不要奢望或试图控制这一进程。同时还须注意，任何社会组织都切忌以一己之私利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公正和公平性。否则，其行动就是利益的，所带来的只能是负面的公众印象和评价。

调整。即为了适应拟议中或未来数年中可能推出的新政策，提前一步做出反应，对组织自身不适应新政策的环节进行调整。对企业来说，这些环节，有可能是产品结构、产品标准、产品质量方面的，有可能是市场布局、营销策略、广告宣传方面的，也有可能是内部管理、环境保护、用工制度方面的，还有可能涉及到整个产业结构的重心转移和优化，以及资金拆借、原料供应和纳税等诸多方面。这种反应使企业在公共政策发生变化时可以主动应对，游刃有余，抓住有利的一面顺势而动，并有效地规避某些不利影响，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七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山村百姓“颇知王法”，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民社会之法治）森然，反而是城郊与开放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生命力。清末广东“资产阶级”立宪派曾发动“家族自治”而引起顽固派官僚的斥责。无独有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许多地方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理由并非指选举为“自由化”，而是指责民选之制助长了“宗族势力”。倒是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在一些地方却是由一位私企大老板（所谓“首富”）领头的！

这些事例显然既不能支持那种简单地指斥宗族为“封建传统”之说，也不能支持那种把宗族捧为“民族传统”、“本土文化”之说。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非家庭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大一统”主义。而宗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人个性发展与个人权利形成过程中的现象，甚至是与“西化”有关的现象呢？!无论如何，当年高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爹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至于他们与乡下人谁更“传统”，那就难说了。

二

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农民’。”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 其实当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的种田人大概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民”身份的人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如果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已被消灭。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20年代末就说过：“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其实在当时中国的都市中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点city成分的。到1956年以后，陈老的这句话才在绝对意义上成立了。没有city也就不会有citizen，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消灭后，我国又在“”中发动了� 于是吾人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city，而且变得比乡村更加排斥city。

因此，就中国没有citizen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farmer，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没有peasantry与citizen的区别，而只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城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障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束缚的农民与没有多少保障而束缚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达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acitizenasafarmer）、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citizen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它不是首先出现在城里，而是首先出现在乡间。5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背景与深层土壤，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由”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滑稽的是：拥有18万人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认为“市”，而且包括龙港人自己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而那些“特大村庄”中的人们倒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市民”！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讽刺：几十年来从“大村庄”中不断发动“改造农民”的运动，近年来人们发现，这种改造“过急”、“过快”了，“超越阶段”了。然而问题仅仅在于“过急过快”吗？过去的那种“改造”，究竟是谁改造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治者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在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当我们大吹“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暮气沉沉，“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革命颂”曲终人散、“农民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

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褒扬农民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圈子。当我们谈论“农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社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造。然而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人们的理解可能截然相反。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定义，传统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意味着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以一大二公来消灭“小生产”便可视为“现代化”过程，而闹“单干”便是“反现代化”的“传统复辟”了。但按当今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定义，现代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指令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则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过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护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farmers）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传统农民（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如此。”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造”（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劳务的做法所“改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成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个人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

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在于西方中世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整体”的压抑，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在公民权利弱小时，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民国家。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专制国家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专制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和领主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愿以求公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如果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则相反，她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以首先冲破大共同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国改革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的“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最终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的。只是中国人必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人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其实同样可以说，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工人、渔民、教师等并列的种田人，但“农民社会”与“市民（公民）社会”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相对。而这个意义上的“市民”，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阶层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农民”，尽管我们并不都种田。不仅如此，由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人比种田人更“农民”，以至于在改革时期他们反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做“市民”了。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在人格上城里人与乡下人有什么优劣之分。应当说，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城里人“改造”乡下人，也不是乡下人“改造”城里人，而是城乡公民都成为“完成的个人”。而过去的那种“改造论”恰恰是一种压抑个性并使人依附于共同体的理论，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实际上是“教育”那些有创业个性的农业者以泯灭其个性，所谓知识分子“接受农民再教育”，也是要他们接受消灭思想个性的再教育，其后果都是把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变成“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当然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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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九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个适用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CGE模型

2.1粮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粮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预算账户中引入一个外生变量-政府补贴，主要用于分析生产补贴是如何影响粮食成本、产出和农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数据库是笔者依据最新GATP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包含六个农业产业及六个非农业产业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内部及非农业产业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农业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间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再次，劳动力被进一步细分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非技术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内、农业和非农业产业间的流动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产出和收入的影响。

最后，进一步细分制度部门。在粮食CGE模型中，制度部门分为三部分：居民户、企业和政府。其中，居民户和企业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种类型。主要目的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收入变化引起的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变化的间接影响。

2.2粮食CGE模型的数据库和方程式体系。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建立一个最新的包含六个农业部门的中国粮食社会核算矩阵（SocialAccountingMatrix,SAM）。这个SAM的建立是把来源于GTAP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通过RAS的方法编制而成的，它构成CGE模型的基础数据库。

粮食CGE模型的方程式体系中，用CES生产函数代替C-D生产函数，剔除了C-D生产函数中存在的不完善成分。另外，在国际贸易部分，采用了CET函数形式。

3.模拟分析

针对目前粮食产业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本文提出三套解决方案即：增加粮食部门的生产补贴，提高粮食品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贸易的自由化。由于CGE模型具有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定量分析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

在模拟方案1中，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导致较高的粮食产出。这是由于此项措施通过有效地消减成本进而降低粮食生产价格，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的粮食消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0.7%，这主要是由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了2.57%拉动的。另外，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此项措施对农民收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其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相同收入增长水平下的农村居民户消费量会高于城市居民户，因此，农村居民户收入的增加有效地刺激了消费的增长，明显地支持了非农产品的产出。

相应地，生产补贴也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首先，在政府账户方面，为了支付生产补贴，政府不得不提高借入额。虽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但是增加的居民户收入和消费需求可以使政府收入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税有所增加。其次，在投资方面，由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导致政府帐户支出的增加。在政府其他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导致政府投资的减少。这样对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比如说建筑业，机器设备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生产补贴这一方案在短期内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投资增长的降低将直接减少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从而影响经济系统长期的增长潜力。

3.2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效果（方案2）。本文假定模型中技术变化是中性的，我们通过改变CES函数中的参数值评价各个粮食品种由于TFP改进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这个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

描述了生产率增长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由于农业部门内部以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相互关联，TFP增长对粮食部门以及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其中唯一例外的是建筑部门和采矿部门，这是因为二者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间的关联程度很小的缘故。

另外，粮食部门TFP增长引发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效果，由此引起的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最终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及非农业部门的总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总体的收入水平，但针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综上所述，此方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GDP的增长，五种谷物的TFP同时增长的综合效果引起GDP增长19%。

3.3粮食部门TFP增长和贸易部分自由化的效果（方案3）。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粮食CGE模型分析在未来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背景下，模拟和评价粮食部门TFP增长的经济效果。

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这一部分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综合影响。在生产部门中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贸易出口部门和进口依赖部门（例如能源、机器设备产业等），粮食产出明显增加。

（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的模拟结果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其中，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作用。

收入在不同居民组中的变化表明贸易自由化具有较强的促进“平等”的效果。其中，农户收入增长最大，这种情况和模拟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农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优于城市居民的。可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受益于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关税消减50%），而目前的贸易政策格局对城市居民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关税消减政府收入下降5.8%。这意味着关税消减带来的收入损失大于由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税的税基扩大及企业、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收入盈余。

贸易自由化对GDP的影响相对明显。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情况下，GDP上升2.55（只考虑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GDP上升1.96%。

上述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贸易自由化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在目前阶段，一个主要的影响是能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背景下，有效地促进和协调“增长和平等”两个目标。

4.结论

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粮食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定量分析和评价解决粮食潜在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本文研究发现：

4.1增加粮食部门生产补贴的政策可以通过消减成本有效地降低粮食产品的生产价格，从而增强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粮食产品的消费量；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农民收入增加，国内的整体消费需求增加2.57%；可见，生产补贴这一政策方案的短期效果比较明显。但从中长期角度分析，由于投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的减少，从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潜力。

4.2提高粮食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促进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研究发现，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导致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终引发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的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TFP的改善虽然提高了整体收入水平，但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这个结果暗示，此方案会加剧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与局部模型得出的分析结果相反。

4.3在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况下，模拟部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表明，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同时对比第二套政策方案（只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形），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limeng(2006)

②由于根据目前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投入产出表》尚没有对农业部门中的种植业进行细化，因此本文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来源于GATP数据库

③12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大米、大麦、其他谷物、蔬菜和水果、其他种植业、其他农产品、能源和矿产品、食品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流通业、服务业

④目前的粮食政策所导致的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投入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渐上升，必然推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概括地说，目前我国粮食产业存在着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善同、翟凡、徐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般均衡分析［J］世界经济，2002,2:21～26

［2］Arrow,K.J.andIntriligatior,M.D.（1985），Handbo-Holland

［3］Dervis,K.,DeMelo,J.andRobinson,S.（1982），GeneralEquilibriumModel-ANewApproach.London:OxfordPress

［4］Ezaki,Mitsuo（2001），“AsianEconomyinFuture:AnEconometricAnalysisofGrowthPerspectives”,EconomicAchievementinAsia,Tokyo:Toyo-Keizai：171～196.(inJapanese)

［5］Fisher,F.M.（1966），TheIdentifica:McGraw-HillBookCompany

［6］Gunning,J.WandKeyser,M.（1993），AppliedGeneralEquilibriumModelsForPolicyAnalysis.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

［7］Jorgenson,Dale.W.andGriliches,Z.（1995），TheExplanationofProductivityChange.TheMITPress

［8］Li-in-AidforScientificResearch(B)(No.16330037),“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andgrowth,incomedistributionandpovertyalleviationineastAsia”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十

丁dīnɡ丁dinɡ：你nǐ现xiàn在zài的dí确què好hào学xué多duō了le。老lǎo师shī给ɡěi你nǐ什shén么me启qǐ发fā啦lɑ？

淘táo淘tɑo：老lǎo师shī说shuō省shěnɡ略lüè句jù是shì我wǒ们men说shuō话huà的de时shí候hou利lì用yònɡ周zhōu围wéi的de环huán境jìnɡ，把bǎ双shuānɡ方fānɡ都dōu知zhī道dào的de陈chén旧jiù信xìn息xī省shěnɡ略lüè掉diào。

丁dīnɡ丁dinɡ：我wǒ明mínɡ白bɑi了le，只zhǐ说shuō新xīn的de、要yào强qiánɡ调diào的de信xìn息xī。双shuānɡ方fānɡ有yǒu默mò契qì嘛mɑ。

淘táo淘tɑo：丁dīnɡ丁dinɡ，可kě是shì我wǒ发fā现xiàn有yǒu时shí候hou说shuō话huà省shěnɡ略lüè也yě有yǒu问wèn题tí。

丁dīnɡ丁dinɡ：什shén么me问wèn题tí啊ɑ？

淘táo淘tɑo：还hái说shuō上shànɡ次cì旅lǚ游yóu乘chénɡ火huǒ车chē的de事shì儿er，上shànɡ火huǒ车chē后hòu列liè车chē员yuán不bú是shì要yào查chá票piào吗mɑ？

丁dīnɡ丁dinɡ：对duì，查chá一yí下xià乘chénɡ客kè的de车chē票piào，防fánɡ止zhǐ逃táo票piào等děnɡ情qínɡ况kuànɡ发fā生shēnɡ。

淘táo淘tɑo：乘chénɡ客kè跟ɡēn列liè车chē员yuán吵chǎo起qi来lɑi啦lɑ。

丁dīnɡ丁dinɡ：这zhè么me简jiǎn单dān的de事shì儿er怎zěn么me能nénɡ吵chǎo起qi来lɑi呢ne？列liè车chē员yuán说shuō什shén么me了le？

淘táo淘tɑo：问wèn题tí就jiù出chū在zài他tā没méi说shuō什shén么me。

丁dīnɡ丁dinɡ：没méi说shuō错cuò话huà还hái能nénɡ吵chǎo起qi来lɑi？我wǒ不bú信xìn。

淘táo淘tɑo：他tā就jiù说shuō了le一yí个ɡe字zì——票piào！

丁dīnɡ丁dinɡ：哎āi哟yō，这zhè多duō生shēnɡ硬yìnɡ啊ɑ。

淘táo淘tɑo：可kě不bu是shì，有yǒu个ɡe小xiǎo伙huǒ子zi嫌xián他tā服fú务wù态tài度dù不bù好hǎo。吵chǎo起qi来lɑi了le，还hái惊jīnɡ动dònɡ列liè车chē长zhǎnɡ了le。

丁dīnɡ丁dinɡ：列liè车chē长zhǎnɡ怎zěn么me说shuō？

淘táo淘tɑo：列liè车chē长zhǎnɡ批pī评pínɡ列liè车chē员yuán啦lɑ，还hái客kè客kè气qì气qì地de对duì乘chénɡ客kè说shuō：“对duì不bu起qǐ，请qǐnɡ出chū示shì一yí下xià您nín的de车chē票piào。”

丁dīnɡ丁dinɡ：这zhè多duō有yǒu礼lǐ貌mào，让rànɡ人rén舒shū服fu。

淘táo淘tɑo：看kàn来lɑi说shuō话huà省shěnɡ略lüè还hái真zhēn得děi注zhù意yì语yǔ气qì。

丁dīnɡ丁dinɡ：你nǐ一yì说shuō我wǒ想xiǎnɡ起qi来lɑi了le，今jīn天tiān放fànɡ学xué我wǒ也yě看kàn到dào一yì起qǐ纠jiū纷fēn。

淘táo淘tɑo：怎zěn么me回huí事shì儿er啊ɑ？

丁dīnɡ丁dinɡ：有yǒu位wèi老lǎo大dà爷ye骑qí自zì行xínɡ车chē，他tā的de车chē胎tāi瘪biē了le，可kě是shì他tā没méi发fā现xiàn。

淘táo淘tɑo：这zhè可kě不bù好hǎo，不bù仅jǐn骑qí着zhe费fèi劲jìn，还hái损sǔn坏huài车chē轮lún，得děi停tínɡ下xiɑ来lɑi找zhǎo地dì方fɑnɡ修xiū啊ɑ。

丁dīnɡ丁dinɡ：可kě不bu是shì，有yǒu人rén就jiù好hǎo心xīn提tí醒xǐnɡ他tā。

淘táo淘tɑo：这zhè是shì助zhù人rén为wéi乐lè，要yào受shòu表biǎo扬yánɡ啊ɑ，怎zěn么me就jiù起qǐ纠jiū纷fēn了le。

丁dīnɡ丁dinɡ：他tā的de话huà听tīnɡ着zhe不bú顺shùn耳ěr，因yīn为wèi他tā跟ɡēn着zhe老lǎo大dà爷ye后hòu面miàn嚷rānɡ嚷rɑnɡ：“你nǐ没méi气qì啦lɑ！你nǐ没méi气qì啦lɑ！”

淘táo淘tɑo：老lǎo大dà爷ye肯kěn定dìnɡ觉jué得de这zhè人rén是shì说shuō他tā没méi气qì了le——人rén没méi气qì不bú就jiù是shì死sǐ了le吗mɑ。

丁dīnɡ丁dinɡ：是shì啊ɑ，估ɡū计jì老lǎo大dà爷ye知zhī道dào人rén家jiɑ说shuō的de是shì轮lún胎tāi，但dàn是shì听tīnɡ着zhe就jiù那nà么me别biè扭niǔ。

淘táo淘tɑo：嗯ǹɡ，这zhè人rén要yào是shi说shuō“你nǐ的de自zì行xínɡ车chē轮lún胎tāi没méi气qì了le”，也yě不bú至zhì于yú闹nào误wù会huì。

丁dīnɡ丁dinɡ：说shuō话huà省shěnɡ略lüè还hái真zhēn得děi注zhù意yì把bǎ意yì思si表biǎo达dá清qīnɡ楚chu，否fǒu则zé好hǎo心xīn反fǎn而ér办bàn了le坏huài事shì。

淘táo淘tɑo：丁dīnɡ丁dinɡ，你nǐ发fā现xiàn没méi有yǒu，说shuō话huà省shěnɡ略lüè一yì般bān发fā生shēnɡ在zài口kǒu语yǔ交jiāo流liú的de时shí候hou，好hǎo像xiànɡ我wǒ们men课kè本běn里li很hěn少shǎo看kàn到dào省shěnɡ略lüè句jù。

丁dīnɡ丁dinɡ：对duì，书shū面miàn语yǔ要yào规ɡuī范fàn嘛mɑ。

淘táo淘tɑo：但dàn老lǎo师shī说shuō有yǒu时shí书shū面miàn语yǔ也yě用yònɡ省shěnɡ略lüè句jù，有yǒu的de时shí候hòu还hái必bì须xū用yònɡ呢ne。

丁dīnɡ丁dinɡ：什shén么me时shí候hou必bì须xū用yònɡ省shěnɡ略lüè啊ɑ？

淘táo淘tɑo：比bǐ如rú上shànɡ次cì作zuò文wén我wǒ写xiě迎yínɡ接jiē爸bà爸bɑ回huí家jiā。

丁dīnɡ丁dinɡ：哦ò，你nǐ爸bà出chū差chāi一yí个ɡe月yuè那nà次cì？

淘táo淘tɑo：对duì，我wǒ是shì这zhè么me写xiě的de：“妈mā妈mɑ突tū然rán喊hǎn起qi来lɑi——爸bà爸bɑ回huí来lɑi了le！我wǒ一yì骨ɡū碌lu从cónɡ床chuánɡ上shɑnɡ爬pá起qi来lɑi，接jiē着zhe穿chuān上shɑnɡ鞋xié子zi，然rán后hòu迫pò不bù及jí待dài地de向xiànɡ楼lóu下xià冲chōnɡ去qu。”

丁dīnɡ丁dinɡ：挺tǐnɡ好hǎo的de呀yɑ，事shì情qinɡ说shuō得de很hěn清qīnɡ楚chu，也yě表biǎo现xiàn了le你nǐ思sī念niàn爸bà爸bɑ，急jí着zhe迎yínɡ接jiē他tā呀yɑ。

淘táo淘tɑo：老lǎo师shī说shuō，我wǒ写xiě得de还hái不bú够ɡòu急jí。

丁dīnɡ丁dinɡ：怎zěn么me改ɡǎi才cái能nénɡ更ɡènɡ好hǎo地de表biǎo现xiàn呢ne？

学生提问（精选12篇） 篇十一

一、创新村级管理模式的内容及成效

按照新的管理模式，各苏木镇党委指导各嘎查村组建党小组，落实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建立村务管理联合会、党员议政会、村民代表议事会，为加强村级党建和强化村级管理夯实了组织基础。

（一）完善嘎查村党组织设置。本着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发挥党组织作用、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原则，调整和改进党组织设置。

1.科学合理设置党小组

合并后组成的各嘎查村党支部，有两个特点，一是党员人数多了，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0－30名扩大到现在的30－70名；二是居住更加分散了，合并后的嘎查村由几个自然屯组成，最远的相距30多华里。党员不便集中，不好集中的现实，要求改变以前以支部为单位召开会议，组织党员等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创新组织活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嘎查村党支部以自然屯为单位设置党小组，由支部委员或村委会委员兼任党小组长，管理自然屯内的日常工作。全旗共设置党小组574个，党小组的组织生�

2.成立党员议政会组织。合并嘎查村后，党员到中心会场开会距离远了，老党员身体不好，一部分年青党员外出务工，导致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过半数党员参加有难度，有时召开会议不能形成决议，为此要求各嘎查村成立党员议政会，即由全体党员推选50%以上的党员组成议政会组织，由支部书记担任主任，党员议政会主要讨论党组织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工作、精神文明工作和村务工作等，对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全旗262个嘎查村建立了262个党员议政会组织。

通过设置党小组和党员议政会组织，组织生活规范了，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各支部通过组织召开党小组会、党员议政会，使党员就近参加组织生活，研究决定本屯、本村发展大计，统一了党员的思想、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培养了党员执政意识，提高了支部和党员的执政能力。

（二）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加强培训、提高素质。教育和帮助村委成员牢固树立党的领导观念，自觉维护嘎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嘎查村党支部要支持村委会依法开展工作，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进一步明确嘎查村“两委”职责任务和工作程序，形成工作合力。加强村务管理，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让党员、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实行民主管理，完善村级“一事一议”制度。

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创建“两组”完善“三会”，进一步加强了村级管理。

1.组建村民代表议事会组织和村务管理联合会组织

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在村民代表中选举产生，占村民代表总数的50%以上（规模小的嘎查村其组成人员可以由全体村民代表组成），由村委会主任担任主任，保证了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责任心强，能力素质好，具体任务是对村务管理、村委会决策的涉及到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议事，并提出具体意见，决策参考，是一个议事机构。

根据我旗嘎查村合并后自然屯多、居住分散的实际，在不便于召开村民会议的情况下，但又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创立了村务管理联合会，是一个决策机构。村务管理联合会成员主要由嘎查村“两委”成员、党员议政会成员、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村民小组长、兵青妇组织负责人等组成，人员涉及面广，能够充分代表各方面群众的利益，保证决策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

2.完善“三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嘎查村合并后，对村民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重新进行组建，严格按照人员组成的要求，经村民或村民代表推选产生负责人，能够维护群众的利益，村民小组组长与党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兼任的）共同管理本组内日常事务，代表党支部和村委会执行工作，及时向党支部和村委会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及群众思想动态，与全体村民共同管理本村的集体财产及社会事务，形成分村自治运行的良好态势。民主理财小组及财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按照职责要求开展工作，民主理财小组向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汇报工作，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向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汇报工作，是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步骤和手段，有力推进了村民自治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通过组建以上“两委”、“三组”，为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通过制定各种组织机构的职责、开展工作的程序，保证各种组织有序开展工作；通过定期督促检查，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了推进嘎查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双胜镇四合村要修筑砂石路，解决长久以来的交通不便的问题，依照新型的村级管理模式进行运作，严格按照村务管理联合会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提出议案，并召集村党员议政会议政、村民代表议事会议事，拿出了初步意见，交给党员，村民代表入户征求意见后，召开村务管理联合会进行决策，效果非常好。吉尔嘎朗镇利用村务管理联合会的形式研究修乡村路及田间路的事宜，解决了群众出工难的问题。

二、创新管理模式后存在的问题

通过一年的运作，创新后的管理模式对于增强党组织活力、加强村务管理方面效果明显，但在新模式的建立及落实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1.个别嘎查村在建立新的组织机构中，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新的组织机构，组成程序未公开。如建立党员议政会、村民代表议事会、村务管理联合会时，人员组成应推选确定，但个别嘎查村由“两委”班子指定的。二是组成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如要求党员议政会成员应由支部50%以上的党员参加，个别嘎查村只安排7－9人。三是个别嘎查村存在有组织无活动的问题。按要求建立了各种组织，记录在纸上，张贴在板上，但半年以来，没开展过一次议政、议事决策活动。

2.个别嘎查村干部对新的管理模式的程序还不是十分了解，工作中出现程序过于简化的问题。如个别嘎查村在党员、村民代表没有入户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就召开村务管理联合会，结果导致议案的流产，甚至造成上访。

三、对策和建议

探索适应新形势下的完美的组织活动形式，进一步加强村级财务管理，针对新的管理模式的落实，应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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